【作者名片】錢乘旦：歷史學博士、榮譽文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長，中國英國史研究會會長，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主要著作有：《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工業革命與英國工人階級》、《二十世紀英國》、《英國通史》、《寰球透視：現代化的迷途》、《走向現代國家之路》、《世界現代化進程》等。

　　中國有兩千多年的史學傳統，但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卻非常年輕。中國史學傳統中沒有“世界”的概念，這和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下”觀有關，也和世界各地區長期在地理上相互隔絕、互不相通有關。中國人對外國歷史的了解一直很貧乏。但到了19世紀中葉，中國開始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犯。一批知識分子有驚于民族危機，開始注意西方的歷史文化，試圖從中找到中國落后的原因，由此開始了對外國歷史的了解。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就是從這時萌芽的。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世界史”具有特別的含義，它是指除中國以外的世界的歷史，其實指的是“外國史”。這與其他國家大不一樣。在其他國家，本國史都是“世界史”最重要的內容，但中國文化傳統中“世界”概念的缺失造成“世界史”傳入中國時，變成和“中國史”相對應的領域。因此，中國歷史學有兩個大分支，一個是“中國史”，一個是“世界史”。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中國的世界史學科發展迅速、不斷成長。

　　世界史學科的起源

　　嚴格地說，中國人對外國歷史的了解始于鴉片戰爭后，《四洲志》和《海國圖志》是開端之作。此后，對西方的介紹逐漸多了起來，目的是探求西方富強的原因，為中國尋找救亡圖強之路。許多西方的歷史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其中包括《泰西新史攬要》、《萬國通史》、《萬國史略》等。翻譯者往往懷有深厚的現實關懷，為現實服務的目的十分明確。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革命、德國國家統一、日本明治維新等，都是在這樣的目標指引下被介紹進來。中國的“世界史”在其初起時就表現出強烈的時代責任感，這個特點一直傳續至今。

　　對世界史的研究工作起源于20世紀20、30年代。當時，一批中國留學生去歐美學習，其中有一些專攻“西洋史”，成為中國第一代的“世界史”專家。出于種種原因，他們的學位論文往往與中國有關，其研究領域一般是外交史、國際關系史，因此世界史學科中起步最早的就是這些領域，而這些領域也最早產生了優秀作品。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雖說很多，但時代責任感起了重要作用。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命運刺激了中國留學生，他們要探討歷史的真實，揭露列強的侵略行徑。但是作為一門學科，世界史卻未能在這個時期真正建立起來，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由于戰爭的影響，時局動蕩，研究外國歷史的條件尤其不具備；二是中國歷史學還沒有做好準備，尚不能接受“世界史”成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不少留學生回國后就改做中國史研究，成為中國史專家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世界史學科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幾年，是世界史學科誕生、成長的時期。作為一個正式的學科，世界史從無到有，度過了它的襁褓與幼年期。在這個時期，世界史學科實現了兩大突破：一是確立了它的獨立學術身份，被中國學術界接受為“學科”；二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學科誕生之日就表現出鮮明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特征。這兩個突破都與蘇聯的影響有關。

　　從學科門類角度說，蘇聯歷史學是包含世界史研究領域的，在這一點上它繼承了西方的史學傳統。在蘇聯的影響下，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很快建立起來，不僅在大中學校開設世界史的獨立課程，而且迅速建設人員梯隊。老一輩學者中曾在國外學習外國史的開始“歸隊”，年輕學生則被派往蘇聯學習世界史，或者在國內接受蘇聯專家的指導。各大學都普遍建立了世界史教研室。在大學招生目錄上，“世界史專業”也和“中國史專業”并列。

　　作為新生的學科，世界史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個方面具有優勢，因為它沒有傳統包袱，又直接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起來。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新史學研究會就提出，要“學習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批判各種舊歷史觀”；1953年中共中央“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成立時，號召廣大史學工作者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對確立馬克思主義對各學科的指導地位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新生的世界史學科確立了向蘇聯歷史學全面學習的方針，由此邁出了學科發展的第一步。

　　新中國成立后的十幾年，世界史學科發展的成績是非常明顯的。新中國成立前，我國的世界史學科并不存在，有關世界史的研究也寥寥無幾，且基本集中于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領域。新中國成立后，世界史研究的范圍極大擴展，已涉獵世界很多地區——雖說還基本上是以《世界通史》教科書的形式涉獵，并且以蘇聯教科書為母本。從研究領域看，也不僅僅局限于外交史、國際關系史領域，歐美歷史上的許多內容包括工農運動和民眾反抗、西方殖民擴張、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等，都成了世界史研究關注的對象。學者們特別注意的課題包括：17世紀英國革命、18世紀法國革命、英國工業革命和殖民帝國、拉美獨立、德國統一、世界大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等。在成果形式方面，除了通史類教科書，研究型的論文和專著也有出現，體現了那個時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吳晗主編的“外國歷史小叢書”在上世紀60年代問世，形成了對世界史知識的群眾性普及。

　　但在這一時期，世界史學科的發展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主要是內容方面完全以蘇聯教科書為依據，無論選題還是觀點都照搬蘇聯。研究的范圍因受到蘇聯教科書的限制而相對狹小，只是集中于蘇聯學者感興趣的若干問題。同時，作為新興的學科，其獨立研究的能力也有待加強。這些不足既是時代的局限，也是它新生幼嫩的表現，在以后的成長中逐步得到了解決。

　　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史學科的巨大進展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學術研究迎來燦爛的春天。世界史學科越過它的幼年期，進入青春成長階段，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此快速的成長與學者們辛勤的工作是分不開的，但時代的推動作用顯然更大：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快步走向世界，中國人要放眼世界、發展中國。在這樣的時代要求面前，世界史研究能發揮重大的作用，因而自萌生之日起就與生俱有的時代責任感在這一時期就表現得更為強烈。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史學科的發展表現出關照現實、為中國現代化服務這一鮮明的學科特征。世界史研究者們強烈意識到中國正處在走向世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因此他們的研究就是要通過對人類歷史的思考，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借鑒。

　　中國歷史學從來就有“以史為鑒”的優秀傳統。在這一點上，當代中國世界史學科表現得更為明顯。當我們觀察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史學科的進展時，感受到的是強烈的時代脈動。比如，在近現代史領域，許多研究圍繞各國現代化進程探討其成敗得失，表現出強烈的現實關照。在上古、中古史領域，學者們開始探討人類過去的種種制度和活動與所謂的“現代性”有何關系。哪怕是討論純古代的文化包括宗教、哲學等，也都包含著對現實的關懷，因為當代許多現象是和文化傳統相關的。而有關當代社會、政治、經濟課題的研究，當然更具有現實感。比如，美國的霸權是如何形成的？這無疑是一個歷史課題，但沒有人會認為它僅僅是歷史。有關福利制度的研究更具現實性了。而對經濟思想的變化、土地制度的變遷、資本形成的過程等的研究，雖說都屬于經濟史，但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能夠真正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總之，“世界史”眼界中的世界歷史，絕不僅僅是世界史，而是像人們常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與以往相比，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史學科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選題范圍極大擴展，研究內容已涵蓋人類活動的方方面面。除了上面所舉的一些課題，還包括了家庭、環境、性別、心態等方面。在地域方面也擴大為世界各地區，不再限于歐美少數幾個國家，像巴西、加納、瑙魯這些國家的歷史都會有人涉足。在古代史領域，人們不再 “言必稱希臘羅馬”，也出現了拜占庭、波斯甚至赫梯學研究，這些學問哪怕在世界學術界也都是“絕學”。30多年來世界史的研究之所以出現如此巨大的飛躍，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改革開放后真正貫徹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保證了學術的繁榮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史學科的人員梯隊也不斷壯大，從“文革”結束時的青黃不接發展為現在的初具規模，其中研究生制度起了決定性作用。現在，世界史學科已形成學士—碩士—博士完整的培養體系，在20多所大學有博士或博士后培養點，可以保證學科的后繼有人和持續成長。

　　學科對外交流不斷擴大，也是這一時期世界史學科發展的重要表現。像世界史這樣的學科，沒有國際交流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國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世界史研究也日漸深入地融入國際學術界。從“文革”剛結束時幾乎完全的封閉狀態到開始了解國外動態，再到可以和國際學術界對話、爭取自己的話語權，中國學者走過了一條艱難奮爭的路。當然，路還剛剛開始，要想在國際講臺上鏘然有力，形成自己的學術體系，還需要付出更艱巨的努力。

　　世界史學科學術成果豐碩，是這一時期又一個應大書特書的亮點。改革開放之初，很少有中國人自己寫的世界史著作，當時最知名的世界史書籍應該是從蘇聯教科書脫胎而來的《世界通史》。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永遠過去了，由研究而成的世界史專著接連不斷出版，有些已達到很高的水平，開始被國際學術界關注。

　　總之，新中國成立以來世界史學科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還需要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相比其他學科，世界史學科小、人數少，受到的重視不夠，這與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是不相符的。二是世界史學科還比較年輕，積累不豐，基礎不厚，而它的研究難度又相對較大、要求更高，想走到國際學術的前列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三是世界史學科涵蓋的面還需要進一步拓寬，對目前還無人涉足的世界許多地區應該進一步關注，研究內容方面也有許多空白有待填補。四是公眾的理解不夠，對它的重要性缺乏認識，給學科的發展造成障礙。不過，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再過幾十年，當人們再一次回顧世界史學科的發展時，它應該已步入成熟期，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

　　（責編：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