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來，無數人哀痛于明代的滅亡，在他們看來，清朝的一統，意味著漢民族的又一次徹底淪陷。人們或想到，先于明代數百年的北宋王朝，也經歷過與晚明相似的繁榮，而北宋以其軍事力量的羸弱聞名于世，然而，靖康之難后宋朝畢竟保住了半壁江山，在南方繼續了150年的統治。但曾經兵進漠北，平定安南，萬國來朝的明朝卻垮得那樣快，那樣慘。在崇禎年間，清軍五次入關，席卷直魯，如入無人之境。明亡后清軍自山海關長驅直入，迅速控制了北方，次年又揮師南下，數月內占據江浙，數年內進抵廣州。除了揚州等少數地方稍有抵抗外，清軍可謂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盡管明朝最后的永歷政權為留住殘山剩水，與過去的勁敵——農民軍余部攜手抗清，但畢竟大勢已去，十余年后便宣告徹底失敗。

不少人對明代的滅亡怨天尤人，耿耿于懷。殊不知，正是晚明盛行的病態政治、賦役苛擾與民心的喪失決定了明代的覆滅乃是歷史的必然。

病態政治

說到晚明的病態政治，人們自會聯想到宦官專權，然而宦官專權其實不過是病態政治的種種表現之一。病態政治的根源在于政體。明太祖創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權專制，廢除丞相職務，由所謂的“內閣”秉承圣意處理政務。但內閣的意見“票擬”往往是君主施政的主要依據，因此說“內閣”仍具有一定的權力，只不過它的權力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批紅”。對于勤于政務的君主而言，內閣作為其行政秘書，不難予以駕馭；而一旦君主怠于政事，則內閣的權力便會急劇上升，為權力所誘惑的官員也會為了內閣的執掌權而明爭暗斗，互相傾軋。內閣首輔要保證其地位，又必須獲得那些代行“批紅”的權閹的支持，從而形成腐敗的官僚——宦官集團，攫取各種政治私利。專制制度下最高統治者的疲軟，引發官僚對于權力的爭奪，形成政治利益集團，使腐敗日益加劇，這是明代一再發作的政治病癥，也是一切專制政體難以避免的通病。

賦役苛擾與兩極分化

對于一個專制君主來說，天下的地土民眾都是其家產，而將這份財產經營得當，傳與子孫，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各級官員則如他的管家與仆人，負責管理家業，維持家中的開支用度。一個善于治家的主人，不僅要選擇勝任的仆人，也要密切監督考察，規范其行為操守，還要善于培養仆人們的忠誠度。明太祖支給官員們難以接受的低廉俸祿，但其嚴苛的監管與殘酷的刑罰遏制了官吏的瀆職腐敗。而時至晚明，荒淫貪婪的明神宗、玩樂無度的明熹宗無暇監管，致使整個官場的腐敗登峰造極。隆慶、萬歷之交明廷推廣“一條鞭法”，將諸項賦役歸并后折銀繳納，本意在于減化賦役制度，減輕人民負擔，然而各級官吏為中飽私囊，在正稅外濫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銀”便源于此時，其少則占正稅的十之二三，多則達正稅的數倍。百姓艱于完稅，不得已或售賣地產，或逃亡他處，或詭寄地產于豪紳名下，極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動輒濫賞宗室地產，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萬頃，田連阡陌的藩王與官僚地主。與此同時，據顧炎武估計，富甲天下的蘇州、松江等地，晚明時9/10的民戶淪為無地的佃農。大量的失產民眾與嚴重的兩極分化，體現了晚明社會的空前危機，劇烈的社會動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