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劉少奇在《論新民主主義經濟與合作社》一文中分析新中國面臨的不利條件時，第一條就是“中國的大工業還很少，特別是重工業基礎還很弱”。第二條就是“在社會上，存在著極為廣大的小生產。” 他指出：“中國還是一個小生產占極大優勢的國家，還是一個農業國”， 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后、發展又不平衡的大國。” 在1950年的《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手稿中，劉少奇把人民生活貧困的部分原因歸結為中國工業化水平的落后。他說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近代化的機器工業、運輸業和農業還很少，在國民經濟中，百分之九十左右還是手工業和個體農業，在運輸業中，也絕大部分是人畜力和木船運輸。” 又說：“直到現在，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許多先進國家比較起來，還是很低的。他們還很窮困，他們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過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 1956年9月，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又一次強調：“在舊中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在全部工業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一九四九年，只占百分之二十六點六。這是中國生產力落后的標志。”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和趕超戰略

面對落后挨打的國情，中共早期的活動家和后來的領袖們，無一例外地接受和發展了近代志士仁人趕超世界發達國家的理想。早期共產黨人蔡和森的話代表了這一思想：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公有制后，“必不難在短期間發展成為新興的工業國”。 這一趕超思想的具體實施體現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中。

中國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不是共產黨人的發明。早在清末洋務運動中，就有優先發展“機船礦路”的方針；但是失敗了。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從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到資源委員會的《重工業建設計劃》，皆體現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思想。新中國成立前夕，重工業優先戰略的最早體現在《共同綱領》中。1949年制定的《共同綱領》第三十五條規定：關于工業，“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制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同時，應恢復和增加紡織業及其他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輕工業的生產，以供應人民日常消費的需要。”

新中國建立后，面對經濟封鎖和朝鮮戰爭，毛澤東對重工業的建設更加看重。1952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中指出：“工業化的速度首先決定于重工業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以發展重工業為大規模建設的重點”：“首先保證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特別是確保那些對國家起決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強國家工業基礎與國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