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動白話文運動向縱深發展

提及白話文運動，就不能不提湖南知識分子黎錦熙和黎錦暉兄弟的貢獻。錢玄同曾經說過：民國六年，有兩桿大旗舉起來，一是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一是黎錦熙等主張小學改用國語教科書。早在1915年調任教育部教科書特邀編審員及文科部主任后不久，黎錦熙就撰文提出了白話文運動的兩個重要口號：“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言文一致”就是提倡白話文，“國語統一”就是推廣普通話。1916年，他發起成立國語研究會，研究和解決白話文運動中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從而將沉寂了幾年的白話文運動從萌芽狀態喚醒，進而摧枯拉朽，一路凱歌。1917年，他擬定了《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提出小學教科書應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他的提議，成立了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公布了注音字母。隨后，黎錦熙和黎錦暉等人在全國各地組建國語講習所、國語專修學校、國語宣傳隊，宣傳白話文，推進國語統一。1919年，在黎氏兄弟等一批新文化人士的強烈請求下，教育部決定：從1920年開始，全國中小學廢除“讀經”，教科書采用白話文，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文言文一統教科書的局面。與此相配套，黎氏兄弟還編寫了一些中小學白話文教材。1921年，黎錦暉提交《呈請教育部公布國音聲調的標準案》，建議“最好就用北京調為國語的聲調標準”。黎氏兄弟還主張國語采用陰、陽、上、去四個聲調，廢除入聲，用符號標調法取代過去的定位標調法。他們的這些遠見卓識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為普通話的形成和定型作出了杰出貢獻。當時守舊派攻擊白話文是“引車賣漿者流”所說的話，雖有“文學”而無“文法”，有“文”無“法”，終是無以為“文”，難登大雅之堂。黎錦熙積極應對挑戰，悉心研究和講授白話文文法，于1924年出版了《新著國語文法》。這部著作系統地歸納了白話的規律和規則，使得守舊派的攻擊終于破產，它也被學術界公認為現代漢語語法學的奠基著作。1925年，黎錦熙與錢玄同一起創辦了白話文運動的指導性刊物——《國語周刊》，將它作為向語言守舊派開火的“大炮”，刊載了大量白話文運動的理論文章和新聞報道，對于推動白話文運動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湖南零陵人李達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和理論家之一。新文化運動時期，李達為宣傳馬克思主義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19年，他就翻譯出版了《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馬克思經濟學說》三本專著，發表了《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陳獨秀與新思想》等文章，向國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些情況表明，李達緊隨李大釗之后，在1919年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且理論起點頗高。之后，李達參與了兩次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論戰，一次是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梁啟超等人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一次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李達均擔當了論戰主將的角色。通過這兩次論戰，李達捍衛和擴大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幫助一部分傾向社會主義的進步分子劃清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界限，科學社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推動他們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李達還創辦和主編了《共產黨》月刊。該刊不僅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學習共產黨基本知識的必讀教材，而且也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交流思想、溝通情況、醞釀建黨的重要紐帶，其影響波及全國。

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率先走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道路的代表人物是湖南知識分子鄧中夏和羅章龍。他們主持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深入農村和工廠去講演，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們還創辦了專門供工人閱讀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刊物《勞動者》和《工人月刊》，并在北京長辛店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幫助當地工人成立了工人俱樂部(工會)。

毛澤東等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貢獻。1920年8月，毛澤東與何叔衡、易禮容等人在長沙創辦了文化書社，將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書刊銷往省內各地。同時毛澤東等人還在長沙發起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以發行蘇俄叢刊、派人赴蘇俄從事實際調查、提倡留俄勤工儉學為會務內容。經該會推介，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羅亦農等人遠赴蘇俄留學，拉開了我國赴俄留學運動的序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全國共有50多名黨員，其中湖南籍的就占了近20名，這與毛澤東等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湖南知識分子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當然不止上述這些，但這三個突出方面足以昭示，湖南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建樹了不朽的功績，是推動新文化運動前進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