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30年是從1978年底至2009年。在這30年間，黨內民主建設出現了16次具有重大意義的進展。第一次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啟動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民主化、現代化的進程，而且啟動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民主化、現代化的進程。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根據黨的歷史的經驗教訓，全會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次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30多年來開展黨內民主的經驗教訓。關于教訓，決議指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關于經驗，決議指出，必須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加強各級國家機關的建設，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成為有權威的人民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別要著重努力發展各城鄉企業中勞動群眾對于企業事務的民主管理。第三次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在十三大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切實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以后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繼續指出，“要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加強制度建設”。黨內民主制度主要涉及民主生活、干部管理和權力制約監督這三大方面。第四次是1994年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建設是“新的偉大的工程”，要“進行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第五次是2001年十五屆六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集中解決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方面的突出問題，發展黨內民主，充分發揮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第六次是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確立了黨內民主至高無上的戰略地位。第七次是2002年制定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強調黨政干部選拔任用的民主性。第八次是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黨的執政能力有五個方面，在黨的五個執政能力中，包含“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逐步擴大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的直接選舉。第九次是2004年頒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進一步明確地規范了黨內的民主監督，加大了監督的力度。第十次是2006年頒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完整地賦予黨員的黨內生活民主權利。第十一次是2006年下發的《黨政領導干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回避暫行規定》等文件，健全了對干部的民主管理。第十二次是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尊重黨員的主體地位的理念和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的權力監督體制。第十三次是2008年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暫行條例》，充分發揮各級黨代表大會代表的作用。第十四次是2009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的專題是黨內民主，胡錦濤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須高度重視和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最大限度凝聚全黨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激發全黨創造活力，最大限度鞏固黨的團結統一，更好地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進一步形成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合力。第十五次是2009年7月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規定黨政領導干部受到問責的主要有七項內容，如決策嚴重失誤，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因工作失職，致使本地區、本部門、本系統或者本單位發生特別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較短時間內連續發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影響的，等等。第十六次是2009年9月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并就對怎樣推進黨內民主，提出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根本，以加強黨內基層民主建設為基礎，切實推進黨內民主”，要“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