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時，都不可能完全靠匯率升值來平衡掉，就如同美國出現大量的貿易逆差等狀況，也不可能完全依靠美元的貶值來解決一樣。匯率的大幅波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反而可能會對實體經濟形成多方面的沖擊。

從當前中國的具體狀況看，因為中國特定的城市化發展階段以及加工貿易占據重要地位的貿易結構，注定中國必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會有貿易的盈余，同時中國經濟的率先復蘇也必然會吸引外資的流入，這種格局所形成的雙順差是結構性的，很難僅僅依靠匯率升值來解決，而要調節這種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除了一定程度的小幅升值之外，主要應該是依靠中國經濟的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

匯率爭論凸顯加速結構調整迫切性

關于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討論再起，與其說體現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壓力，還不如說，在更大程度上，體現的是中國經濟加速內部改革和結構調整的現實迫切性。

首先，要素資源價格的扭曲實際上放大了匯率升值的壓力。中國低估的本土資源價格使得中國的出口優勢被放大，同時也使得企業更依靠廉價資源進行出口，增大了對資源的消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快要素和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是促使匯率更為合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及資源配置更為合理的關鍵因素之一。

其次，非對稱的外匯管制措施放大了外匯的供給進而放大了升值的壓力。因為當前的外匯管理體制基本上還是在外匯短缺時期形成的，因而內在的是強調增大外匯的供給而抑制外匯的需求，在當前外匯已經相當充裕的今天，這種不對稱的外匯管制客觀上放大了升值的壓力，因此，調整外匯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內部改革、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內容，特別是要給企業和居民以及金融機構更大的外匯運用權，避免過分將外匯集中到政府手中而形成運用的更大難度。

與此相伴隨的一個新課題是，從危機中的國際貨幣體系及其缺陷可以清晰看到，人民幣在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和國際化是必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客觀上要逐步推進結售匯意愿，同時逐步放松人民幣在匯兌和交易環節的不同限制。

第三，從整個經濟結構的角度看，擴大內需、減少過分依賴外需，同時優化利用外資和出口產品的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科技含量，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降低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就必然會面對結構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