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述戰(zhàn)國晚期的歷史時，《史記》里出現了如下類型的記載：秦國在打仗前會派奸細到他國傳播比如他國的將軍將要投靠秦國的謠言，使得他國的國王撤免（甚至是殺害）這一將軍，并任命了一個無能的替換，從而導致了秦國的軍事勝利。對于這類記載，傳統史家往往會通過指責他國國王的無能來解釋。事實上，這兒有著一個很簡單的規(guī)律：一旦沒有“民族主義” 和“愛國主義” 這類思潮，國家就會像一個個公司，政治家們可以自由跳槽，擇木而棲。在這一結構下，大公司（秦國）不會懼怕它的CEO去他方屈就，而小公司則得時時防范雇員跳槽，《史記》中的這類故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民族主義的缺乏也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了中國的統一進程。

中國的大一統局面是怎么得以維持的？

秦朝在始皇帝統一中國15年后就走向崩潰。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統帝國模式卻成了今后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主流歷史形態(tài)，即使是南北朝時代的長期分裂和儒學式微也未能徹底打破這一狀態(tài)。中國的大一統局面是怎么得以維持和發(fā)展的呢？這兒我想就這一問題作出回答。

我的分析將從古代帝國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困境入手——有限的運輸能力和交通手段一直是古代帝國所需面對的一個重大約束條件。面對這一問題，古代帝國采取過以下對策：第一，通過軍事威懾和外交手段迫使周邊的部落領袖向中央政權效忠，雖然效忠后當地的政治仍然由地方部落領袖自治管理。第二，通過強制周邊部落的領袖把他們的兒子送往中央作為人質，以加強對周邊的控制。以上兩種方法有著共同的弊病，那就是一旦中央政權走向衰落，周邊的貴族馬上就會“樹倒猢猻散” ，甚至是轉而效忠于敵國，從而加速帝國的垮臺。當年周武王克商，牧野之戰(zhàn)商朝一日而亡，其背后就是這一原因。古代帝國的第三個常用控制手段就是向周邊地區(qū)派出特使或官員，對其進行直接控制。這一方法當然比起前兩種方法有效。但是，在通訊和控制極其不便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保證派出人員不與地方勢力勾結，甚至經營獨立王國，造成尾大不掉。因此，為了提高對帝國遼闊國土的管理能力和減低控制代價，古代帝國的下一步發(fā)展就是形成統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認同感。以文化的同質性來彌補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羅馬帝國的發(fā)展就達到了這一境界。在羅馬帝國的成熟期，羅馬各省的貴族都在露天劇場中看奴隸角斗，在羅馬浴池洗澡，享受著相似的世俗生活，有著一定的認同感。一般來說，一個帝國會同時運用以上四種方法對周邊地區(qū)實行控制，但是成熟的帝國主要會運用第三、第四種方法，而較為原始的帝國依賴的主要是第一和第二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