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本哈根大會傳來的信息就是佐證。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副團長、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司長蘇偉在12月8日舉行的媒體吹風會上講，歐盟與美國減排目標讓人非常失望。按照排放責任與減排對等原則，西方發達國家應該在低碳經濟中承擔更大的公共責任。然而，無論是從滿足《京都議定書》要求的減排目標看，還是需要發達國家對全球節能減排進行更多補償資金看，都與預期相差很遠。在資金和技術轉讓方面，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寄予厚望。發達國家在會議之前曾許諾要資助發展中國家，如歐盟表示從2012年開始每年提供1000億歐元。然而在談判中真正兌現的承諾卻成了在2012年前拿出10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蘇偉如是說，100億美元聽起來很多，其實全球人均也就是不到2美元。在丹麥，2美元還不夠買咖啡的。

第二個悖論：全球溫室效應來自成本外化的工業化模式，而低碳經濟的解決方案是期望在不觸動這個模式的前提下，消除外化的成本，這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講，即使哥本哈根會議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也不等于低碳經濟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文明危機。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深層原因來自已經帶病運行的成本外化的工業化模式。而低碳經濟的解決方案，是在不觸動這個模式的前提下，希望通過外部的減排來解決溫室效應問題。這樣一種解決方案，就像一個腎病患者，通過外部血液透析來代替腎臟排毒代謝功能一樣，在短時間內可以暫時地維持生命，但如果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這樣一種依靠技術力量的外部解決方案是不能維持下去的。現代人類面臨的文明危機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溫室效應造成的環境與氣候的危機，另一方面是工業經濟模式本身帶來諸多危機。而不斷生產毒素的工業化模式才是當代人類文明危機的根源。然而，在西方主導的這個工業文明的世界中，我們只承認存在一個危機，這就是外部的環境危機，而為我們提供物質財富的工業化模式卻是沒有問題的。低碳經濟正是基于這樣一個認識而形成的。在哥本哈根會議上關于減排的談判中，各國都不愿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都希望別人多減，似乎有病的是別人，而不是自己，特別是發達國家更是如此。

第三個悖論：發達國家是造成全球溫室效應的最大責任者，但按照低碳經濟延伸出的低碳交易模式，發達國家又會成為低碳貿易的最大獲利者，這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