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把農民工轉為城市職工，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一是企業產品和勞動成本會提高。但須看到，過去幾十年我國靠廉價勞動力以及其他廉價資源（如土地、電力、石油等）向國外出口加工產品。這種為賺取外匯而不惜廉價出售資源的不公平交易今后應逐步減少直至停止。二是各級政府要為此給農民工及其家人定居付出一定代價，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是政府應盡的職能；但不應只看到政府的付出，更應看到這會增加農民工及其家人在當地的消費，而且會有力促進本地服務業的發展，轉而會增加當地政府的稅收收入。所以，為使農民工在本地落地生根，這些代價無論對企業講還是對當地政府講，都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要點，一是定居問題，二是就業問題。

１．農民工定居問題。很多學者都指出，為便利大批農民進入城市打工，必須徹底改革幾十年沿襲的戶籍制度。的確，戶籍制度是阻擋農民在城市安家落戶的一道厚厚的“柏林墻”。但如何拆除？不可能像推倒“柏林墻”那樣，一夜拆除，就可保證自由來往。只有進城務工的農民在城里找到工作和有了穩定的收入，放開戶籍閘門才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否則，大量四處流蕩的無業游民，聚集城里肯定會危及城市治安和社會穩定。我認為戶籍制度不是簡單廢除，而是改革。應允許在同一城市（不是企業）打工三年或五年并有穩定職業和收入的農民工在該城市攜家落戶。一經落戶，應和該市低收入居民同樣享有當地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并納入當地社保體系。至于農民工在農村擁有的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可保留一定時期（如１０—１５年），但鼓勵其將土地加入土地流轉進程，可獲取財產性收入。

２．農民工就業問題。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為數億農民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這里提供以下三點建議：

（１）應鼓勵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從“外向型”轉為“內向型”或“內外向兼顧型”企業。沿海地區的企業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也該進行產業升級。適逢近年來受世界金融危機沖擊，而內地又正逢國家實施“開發西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戰略，沿海企業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實行自身產業升級，將低端產業或部門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或部門遷往內地，充分利用內地的勞動力資源與自然資源優勢，轉為“內向型”企業；或者在向“內向型”轉變的同時，努力維護和加強過去幾十年努力占有的國外市場，為此，可將研發中心和營銷部門留在沿海，而將一般加工部門遷移到內地，實行沿海與內地聯營，兼顧“內外向”聯營，大大增加就業崗位。

（２）在城市化進程中，著重推行城鎮化戰略。我國國土廣袤，人口眾多，不能像韓國那樣搞大都市化（全國５０％人口集中于首都地區）的城市化，而應在城市化進程中著重推行“城鎮化”，將低端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小城鎮，帶動城鎮的服務業，發展城鎮經濟。農民既可轉業為產業職工，還可“離土離村不離鄉”，讓成千上萬個鄉鎮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網絡。

（３）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力發展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對于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很大優勢。一是中小企業特別是服務業的中小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二是就業門檻低，不僅創業所需資本額小，而且它所要求的技術、文化水平較低，資金、技術要求的門檻低，便于大量剛離開農村的勞動者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