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朱子語類》卷129說，“至范文正(仲淹謚號)方厲廉恥，振作士氣”，范仲淹對宋朝士大夫名節觀的發展和振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此種影響也不應估計過高。事實上，范仲淹的為官之道對少數優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產生影響的，對多數士大夫卻并未產生影響。宋仁宗時，包拯說：“官吏至眾，黷貨暴政，十有六、七。”(《包拯集》卷2《請先用舉到官》)宋哲宗時，李新說：“廉吏十一，貪吏十九。”(《跨鼇集》卷19《上皇帝萬言書》)等級授職制的官場是個貪墨的大染缸，大多數士大夫經歷官場的染色，只能成為國家和民族的蠹蟲，他們貪污腐化有種，橫征暴斂有能，奉承拍馬有才，結黨營私有份兒，鉤心斗角有術，文過飾非有方，妒賢嫉能有為。史實證明，他們是決不會受范仲淹的為官之道感化的，其為官之道只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無。等級授職制的官場決不可能培育出人們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從另一方面看，等級授職制的官場也是埋沒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墳場。如果沒有兩宋交替時的浩劫，如李綱和宗澤那樣的正人君子，就只能泯滅在眾貪官之下，決不可能在史書上留名。

從歷史上看，等級授職制的官場是個貪墨的大染缸，難于造成有擔當、赤心報國的官員，在這樣的大染缸中，范仲淹的“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的為官理想、為官之道，是難以實現的。今天，如果視等級授職制為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傳家寶”，看不到其弊端，尤其是看不到其與現代政治文明極不相稱的積弊，只能是阻絕中華民族的進步之途，使各種嚴重積弊，包括近些年間愈來愈嚴重的教科文單位衙門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學術腐敗，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轉，其結果如何，自不待言。今日的公仆應與歷史上的清官有嚴格區分，進行公仆意識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卻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特別是重視完善干部的選舉制度。盡管如此，今天重提范仲淹的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們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的為官之道，自己又當如何做公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