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世紀之交，韓少功階段性的移居山鄉。作為潛入生活的回饋，便是長篇隨文《山南水北》的問世。這部作品并不掩飾鄉間的粗陋，但更以真誠的筆墨，寫活了山野的神奇、鄉鄰的質樸和勞動的樂趣，寫活了全球化背景之下被邊緣化了的農村依然存在的生機、亮色與詩意，從而完成了對拜金主義和等級意識的強力矯正與反撥。周同賓和喬忠延自小在農村長大，與鄉間生活有著斬不斷的情緣，因此，表達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惦念，幾成他們的藝術宿命。周同賓的《鄉關回望》和喬忠延的《鄉村記憶》，都站在今天的認識高度，再現了作家的鄉土經驗，特別是努力發掘了這種經驗里滲透的那種難以忘懷的親近感、疼痛感和家園感，因而不失為現代人精神充氧的好去處。劉醒龍的散文新著《一滴水有多深》，以鄂地家鄉為圓心，展開歷史、地理、社會、文化乃至心理的輻射，其繁紛搖曳、悲喜纏繞的筆墨，交織成一個個多元復調的藝術磁場，這時，作品留給讀者的，便不僅是相當獨特也相當立體的鄉村真實，同時還有更為深刻也更見精到的城鄉互讀——“城市是欲望在地理上所能達到的頂點，鄉村只是人的家園”。至于面對大自然的現代抒寫，魯樞元、楊文豐、詹克明以及青年女作家項麗敏，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們或揭示大地的倫理，或吐露環境的憂思，或探索科學的奧秘，或狀寫自然的性靈，其重心和情致雖各有區別，但異曲同工或殊途同歸的，則是由衷呼喚著人與自然的和諧互利，以實現社會的科學發展。毫無疑問，這是散文家的心音，也是所有現代人必須樹立的觀念。

梁曉聲這位頗具悲憫情懷的作家，不僅寫出了《玻璃匠和他的兒子》、《看自行車的女人》、《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那里是神經病院》等一系列感性十足的散文，深情關注著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悉心彰顯著其中的善與美；而且在《論溫馨》、《人性似水》、《關于同情》、《貴賤論》等知性隨筆里，直接談論和深入辨析著一些不再占據輿論中心，但卻密切聯系著普通人內心世界的話題，就中追尋著當下仍在的意義。所有這些，不僅成就了作家以血性支撐起的大眾立場，而且融合為姿態向下，植根民間的價值取向，而這種取向又足以反過來構成作家新的精神資源。應當承認，這是迄今有效的作家充實自我以對話當代的重要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