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歷史的、現實的內容，將傳統的“積極方面”抽取出來，只具有認識論的意義。事實上，人們所能從傳統中抽取出來的“積極的”東西，只是一些有待發揮的價值信條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固然，它們曾經內涵著鮮活的現實內容，但這些“精華”的文化種子只有扎根于人們生產和生存斗爭的社會實踐并接受了現代價值的灌注，才會重新獲得生機。人們可以拿這些傳統的東西去“轉化”，去“返本開新”，只是不要忘了那是“舊瓶裝新酒”，因而沒有必要對瓶子頂禮膜拜。

梁濤先生還強調，“對傳統文化的積極弘揚，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傳統的客觀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對傳統負面內容的批判”，同時“提倡、弘揚正面的價值觀”本身，“也就是對傳統消極內容的批判和否定”。

那么，我們要問：一個醫生，不去研究病人致病的機理以根除病因，卻致力于贊美病人體質“積極的”方面，表達對細菌和病毒的“抗議和控訴”，病人會康復起來嗎？尤其是“積極的方面”的認定并不是經過對病人生理機制的剖析得出的結論、而只是根據想象和愿望貼下的標簽時，這種紙面上的念念有辭就只能算巫師行施的交感法術了。何況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積極的”、“消極的”因素本來是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

二

梁濤先生對劉先生的批評，一是認為劉先生的“陰陽組合論”是“執其一偏不計其余”的“一分法”，而他自己那種“著力于對傳統優秀部分的弘揚”的方法是“二分法”；“一分法”強調傳統中消極的一面，將“歷史的現實層面與文化的價值、理想層面混同起來，用前者否定后者，將后者化約到前者”。

劉先生用“陰陽組合結構”描述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特點：每一個命題都是由一陽一陰兩個方面構成的，其中陽的一面是主導性的，“陰”則是對“陽”的必要反制和補充。如“君本”與“民本”構成一個組合命題，兩者相須而在，“民本”是“君本”理念的題內應有之義。這種方法是基于對事物內在矛盾樣態的結構性描述，同時關注兩面而抓其根本。試問這樣一種具有豐富辯證法內涵又切實有效的、對思維對象的把握方式，怎么成了不管青紅皂白的“一分法”？難道拋開適用的環境條件、剔除具體的歷史現實內容，想當然地把傳統中的“積極成分”普適化，反倒成了“二分法”？當那些“不積極”的成分被懸置、被虛化的時候，所謂“二分”跟“一分”還有什么實質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