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濤先生一句“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可以看出，他把專制僅僅看作人為創設的一種負面的政治體制。顯然，劉先生沒有對“專制王權”進行“善”或者“惡”之類定性評價，而是從本質上把它歸結為一種原發性的社會秩序，承認它的文化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

大致翻一下劉先生的著作，就會明白，他強調現代價值必須從解決當前問題的生活實踐中成長起來，卻從來沒有片面否定傳統特別是儒學對于當前和未來的意義。早在1962年，他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孔子的富民思想》一文，對孔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現代學術史有所了解的人或許記得，文革后最先從正面評價儒學與孔子并形諸文字的，首推劉先生和龐樸先生兩人(見劉澤華《砸碎枷鎖，解放史學》，《歷史研究》1978年第8期)；在其代表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劉先生稱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春秋時期“從面向神明而轉向人世”的社會思潮的“集大成者”。總之，劉先生絕不是否定一切的文化虛無論者，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而與時俱進的，從中找不到激于意氣的偏執之論。梁濤先生批評劉先生“過多地把道德義憤帶到學術研究中，用‘文革’中的感受去想象古代的王權，結果把古代社會說得一片漆黑，將傳統文化徹底妖魔化”，不客氣地說是無的放矢，是根據自己的感受去想象別人的感受。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