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邃于經學”：中國學術結構性轉換中的關鍵人物

“化經為史”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端，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偉大使命，顧頡剛以“經學之結束者”與“古史學之開創者”自任，成為“化經為史”過程中最具自覺性和代表性的學者。

以“四個打破”和推翻帝系、王制、道統、經學四偶像為目標，顧頡剛前半生“化經為史”的業績，主要表現為“把孔子這個偶像和歷史分家”，即剝離經學中的倫理性與政教色彩、還原經學的歷史性，以史學觀念取代經學信仰，其著力點在于“破壞”經學古史系統，我們可稱之為“化經學為史學”。

新中國成立，打碎王制、道統，否定“封建”思想與禮教，乃至砸碎一切“舊”的東西，經學中的倫理性已蕩然無存，顧頡剛這位昔日將經學趕下神殿的猛將，這時反倒逆主流而動，坦言自己“今后想著重研究經學”，“把‘經學’變為古代歷史資料的一部分”。此時，他的工作重點，由僅限于戰國秦漢時人想象中的上古史，進而趨入上古史本身，由“破壞”轉移為“重建”，這成為顧頡剛后半生所努力的方向，而這一工作主要集中在他對《尚書》的整理與研究上。

研究重點的轉移，使顧頡剛對《尚書》學研究的關注點，也由偽古文《尚書》轉移到《今文尚書》，此一時期，他不再是“不立一真”，而是“化經書為史料”，即借助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辨偽學、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金石學，乃至考古學、天文學、土壤學、農學、科技史，在經學圣道王功的空氣中，尋出可以用為史料的“真”，這便是他對于古史的“建設”。

神圣經學的結束與現代史學的開創，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顧頡剛最早清醒認識到這一趨勢，并主動承擔起這一學術與文化使命。從“破壞經學古史系統”到“建設真實的古史”，從“化經學為史學”到“化經書為史料”，將“破壞”與“建設”這兩個看似相反的路徑，完美地結合于“化經為史”的學術實踐中，顧頡剛因此成為近現代由經學向史學的結構性轉換中的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