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專稿：英國《金融時報》11月12日發表文章，題目是“西方退休政客去中國撈錢”。文章說，幾乎已在媒體上銷聲匿跡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最近突然成了“新聞人物”：他在中國東莞演講20分鐘，進賬50萬美元， 超過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成為全球“一字千金”率最高的公共演說家。文章摘要如下。

資料圖片：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

    有趣的是，如今中國成了西方過氣政客“掘金”的“大金礦”。另據報載，克林頓也曾在中國“掘金”，但與布萊爾相比，似乎矮了一頭：2002年，克林頓在深圳一場30分鐘的演講賺了25萬美元。難怪中國媒體上刊登了一幅漫畫，漫畫上布萊爾踩在一堆鈔票上，得意地對身旁踩著一堆顯然薄很多的鈔票的克林頓說：“老兄，中國的錢真好賺啊！”

    其實，下臺政客靠嘴賺錢(演說)，或靠筆撈錢(寫回憶錄)，并沒有什么見不得人之處，他們只要依法納稅，總比現任政客以權謀私要光明正大。畢竟，這些前首相或前總統是憑著自己的名氣(盡管是“過氣”的名氣)，靠著自己的勞動(不管是靠嘴皮還是靠筆頭)，通過市場來獲取報酬(不管這種報酬高得多么離譜)，總比在職官員通過權錢交易撈取私利要名正言順。

    但為什么下臺的西方政客特別愛去中國？為什么人均收入遠遠低于西方富國的中國卻成了布萊爾、克林頓等人淘金的金礦？為什么給出最高演說費的國家居然是遠非全球首富的中國？

    想來想去，我能夠想出的原因無非有這么幾條：一、中國人“好客”；二、中國人“崇名”，尤其是政壇名人，不管是現任的還是過氣的；三、中國人重視洋人；四、中國人如今富裕了，敢大把大把地撒錢了。

    談到中國人的“好客”，我曾在中國參加過一個為期一年的涉外法律培訓課程。該課程的招生廣告冠冕堂皇，稱法律專業課和法律英語課均由美國律師授課。但后來才知道，法律專業課請的老師，是一位大學法律系剛畢業的實習律師；法律英語課請的老師，則是一位普通的美國家庭婦女。盡管如此，這兩位美國人在中國也享受了他們在美國根本不敢想像的超規格接待：中方按“外國專家”的規格給他們支付報酬，并安排他們在五星級酒店免費吃住。

    談到中國人的“重洋”，我也有一段親耳所聞的故事。一個華裔朋友在倫敦某著名大學擔任系主任和教授。近幾年，他經常去中國講學，有時還會帶上他的英國白人博士研究生兼助手一塊去中國。在中國某些大學講學時，他曾有過幾次令他啼笑皆非的遭遇：不知內情的會場工作人員往往想當然地把他的白人助手當作系主任請到主席臺上，而把他當作助手留在臺下；而當校方宴請他們時，不明就里的餐廳服務人員也往往對他的白人助手殷勤有加，對他則表現淡然。

    談到中國人的“崇名”，尤其是崇拜政壇名人，那例子就更多了。中國人無論是開學術研討會，還是舉行大型活動，都首先看有哪些名人來，媒體追逐的也是他們的名氣而非其論點和新的貢獻。這正好成為商家可資利用的東西。

11月6日，演講中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

    其實，“好客”、“重洋”、“崇名”這些傾向，并非中國人獨有，西方人也對外國人好奇，也會款待客人，也會暈眩于名人光環之下，但這些傾向在中國人身上的體現，往往過分突出。

    我在中國采訪時，經常看到中方接待外國代表團時大擺宴席、觥籌交錯的場景，也經常看到中方贈送外賓高檔禮品的場面，但我很少親眼目睹西方人接待中國代表團的全過程。最近有幸見過一次，讓我大開眼界。

    英國一家著名的商業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接待中國一個大都市的政府高層代表團，雙方洽談重大合作事宜。但東道主招待對方的飯菜卻非常普通，典型的西式三道菜吃法，做工精致，但只有三道，而且每道的量也不大。洽談結束后，中方負責人鄭重地贈送東道主非常貴重的禮物：金幣、玉雕及每人一條高級領帶等；東道主則還贈對方每人一把普通的雨傘，不過雨傘的尺碼略大一點兒而已。當時，我真真切切地捕捉到了中方代表團某些成員臉上那一閃而過的混合著驚訝和失望的表情。

西岸時評

　　“中方代表團某些成員臉上那一閃而過的混合著驚訝和失望的表情”表明了某些國人所謂的“慷慨”、“好客”，不過是“慷”著國家、百姓的“慨”，好著自己的“客”罷了！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