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此次高考造假事件，除惡務盡的對象不應是針對考生，令考生喪失受教育權不是目的，而該著重于整治背后的吏治腐敗和不正之風，而更深一層的反思則是需著重于高招制度的精進和完善

　　由重慶高考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而引發的熾熱輿論至今未見冷卻跡象，相反因重慶市方面日前拒絕公布其余造假者名單，而引發新一輪的公眾憤怒和輿論的窮追猛打。同時據報道，北京大學接到了第二例重慶考生民族造假的舉報，經查證該考生正是重慶31名民族身份造假考生之一。據稱北大正磋商是否棄錄該考生。于此之際，公眾和媒體要求公布造假者名單的聲音更加高亢激昂，憤怒的激情進一步蔓延，“人肉搜索”也已然上路，而疑似造假者名單已現于網絡。事件如何收場，引人關注。（7月6日新華社電）

　　公眾充滿正義的聲音和公共媒體的不懈追問，是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正是有了這股正義力量才使重慶高考造假事件真相得以呈現。然而，具體到要求公布民族造假者名單這件事上，卻令人擔心，感性的激情可能遮蔽理性的雙眼，從而導致因用力過猛而“誤傷”考生受教育之權利，同時又因目標的錯誤而使批判失了準心。

　　首先，即使犯了錯，考生是否該如此粗暴地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是天賦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謂是基本人權。故剝奪一個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必須慎之又慎。盡管要求取消民族造假者的錄取資格有教育部、公安部等部委的聯合通知為依據，但有論者指出，剝奪公民的受教育權必須由法律規定，而聯合通知不具法律效力。據聯合通知而取消考生錄取資格是否合理，有待商榷。何況，目下罪犯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先例，何況只是犯錯的考生？

　　其次提醒注意的是，考生作為民族身份造假的受益人往往是被動的，即使反對也可能無濟于事、身不由己，頂多是“從犯”，而非造假的始作俑者或罪魁禍首。倘若造假的苦果卻由考生來獨自承擔，令其陷入絕境，似也不符合承擔過錯的比例原則。再說，就這31名造假者來講，倘其所犯錯誤因及時被查處而糾正了大部分的錯誤，其自身也實際上未從中受益。可以說也有了對考生“從輕”處理的依據。當然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對這些考生也必須以某種方式讓其謹記造假的深刻教訓，這一點不言而喻。這里的原則是“罰當其罪”。

　　此外，對于此次高考造假事件，除惡務盡的對象不應是針對考生，令考生喪失受教育權不是目的，而該著重于整治背后的吏治腐敗和不正之風，而更深一層的反思則是需著重于高招制度的精進和完善。據悉考生民族身份造假須連過五關：偽造父或母的民族成分證明、通過民族事務主管部門的審查、經公安機關審批、更改考生的戶口簿和身份證、報名參考，獲得加分資格。從中可見，民族成分造假暴露的嚴重問題是道道關卡形同虛設，其本質是在權力或腐敗關系的作用下公權力的集體淪陷、失守。31個案例可見這并非個別，其中的制度漏洞和程序瑕疵顯而易見。如果對暴露出來的制度因素和吏治腐敗問題不予以重視或加以完善，對于社會整體的公平、正義和進步助益更大，更能有效防范類似問題的發生。

　　在謹慎角度看來，對于31名高考造假者，實無必要非要公布其名單不可，更非要弄得剝奪其受教育的權利才解恨的地步。就此而言，重慶市拒絕公布造假者名單正是維護了考生的受教育的權利，而至于是否著眼于追查官員責任，則就要觀其行了。（默 客）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