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湖南參加兩岸論壇，7月11日上午的開幕式上，坐在我旁邊的張頤武教授給我看一條剛收到的信息。看后不禁一陣驚惋，良久閉目無語。我知道是真的，可還是感到突然而震撼。不可思議的是，下午又有朋友告訴我，任繼愈先生也在同一天離開了這個世界。任先生離去的時間在早上4時30分，季先生離去的時間是上午9時。任比季先走了四個小時又三十分鐘。是上蒼設謎，還是造化弄玄？在這燠熱的七月，當此大師稀有的時代，兩位名副其實的人文學領域的宿學大師，竟不期而然地同年同月同日而逝。

兩位先生我都熟識，但平時請益多、對我為學做人有重要影響的應屬季先生。2000年8月，當季先生華誕之際，我曾寫過一篇《季羨林先生九十壽序》，試圖從晚清以來我國學術思想流變的角度，探尋臨清之學的范圍和貢獻。近來人們頗有些談“大師”而色變了。其實大師當然是有的。我可以肯定地說，任、季兩先生在各自領域，都堪稱大師而當之無愧。季先生所專精的學問域區，主要在四個方面：一是印度學和中亞古文字學，以所撰寫的《印度古代語言》和《吐火羅文研究》為代表；二是梵典翻譯之學，以其所譯述之《羅摩衍那》、《五卷書》等梵文經典及《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譯釋》為代表；三是佛學，以兩論《浮屠與佛》、三釋大乘經典《妙法蓮華經》和《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為代表；四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以晚年成書的《糖史》為代表。季先生在這四個對一般學人而言顯然是相對生僻的領域，均作出了獨特的學術貢獻。這些領域屬于東方學的范圍，因此我們稱季先生為20世紀世界東方學的重鎮、印度古學研究的巨擘、梵文翻譯的大師、中西交通史的大家，不大會有人找出反對的理由。

中國傳統資源的現代價值，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能有的貢獻，是季先生最后二十年最為關心的問題。他寫了大量文章，從史實和學理兩個方面闡述自己的觀點。他仔細研讀湯因比和李約瑟的著作，甚至不經意地作了一次預言家。他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1世紀將是東方的世紀，中國文化的世紀”。這個世紀頭十年還沒有走完，季老的預言能否成為現實，我們尚不得而知。但其情可憫，其意可嘉，其心至善。對此我在《九十壽序》中寫道：“然先生并不以鉤索沉隱于絕學之域自劃，猶沛沛然盡有不能放釋之入世情懷。故心系家國，每作出位之神思；感時憂世，常鳴旁通之秘響。睹西方勢強、國性不立，反對文化霸權，遂倡河西河東之說；因文化劫難、人性泯滅，為回挽人心世道，至有牛棚之記。”但我們不要忘記，伴隨學術研究而持續一生的散文寫作，同樣是季先生學問的一部分。散文之于先生，是學的別體，而不是學之余事。

自從季先生從北大朗潤園自宅移住301醫院之后，每年我都會前去探望。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3月16日，我帶去了比利時的巧克力和德國的奶酪。因為蔡德貴先生說，近來先生喜歡吃這些食物。除了視力不濟，一切都是好的。面色紅潤，語言清晰。他談到了生死問題，談了東西方對長壽的不同態度。他說西方人對長生不老沒有感覺，“壽”這個字外文幾乎表示不出來。東方，特別是中國，卻相信“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代的皇帝沒有一個不想長生不老的。“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隨口吟誦古詩，一句不漏，一字不錯。有時還夾雜著英文和梵文。范曾教授調入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時，季先生寫來的賀語，是“善來”兩個字，旁邊就注有梵文。他還談到了自己正在思考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傳統的“士”和“俠”的問題。

他說“士”的問題值得研究。中國古代的“士”，不僅講學問，而且講骨氣。中國古代有文士和武士，武士需要有“俠“的精神。他感嘆現代的“士”和“俠”不容易看到了。但他說，他最欣賞的一個現代的有“俠”的精神的人，是和人吵過架的彭德懷。他還要往下論述，護理人員不同意了。我立即告辭，先生似興有未盡。

不料這竟是我和可親可愛的季先生的最后一面。

季先生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是無比巨大的。留下的空缺同樣無比巨大。看不出有誰能補充他的位置。季先生多次跟我說，在生死這個問題上，他想的很開，但也絕不愿和他的那些老友比賽。這不，季先生走了，任先生也走了。但任先生走在了季先生的前面。

今天下午長沙飛回北京的航班上，我口述了一副挽聯，是：“大哉上庠賢夫子，豈云已經西去；儼然田舍一老翁，可謂原本善來。”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