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季羨林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盡管當天天氣悶熱,但仍有數千人前往送別,陪季老走完最后一程。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學者的離世,引起全國各界的廣泛關注。各類媒體更是拿出大量版面和時段介紹倆人的業績,反映各界人士對他們的回憶和贊頌,其力度、規模、影響,都是異乎尋常的。我在想:這兩位年過九旬、早已淡出許多人視線的老人,何以會受到公眾和媒體如此厚愛與敬重?

　　許多讀者注意到,光明日報將兩位逝世的消息都刊登在了頭版,在兩位姓名前所加的“頭銜”只有“著名學者”四個字。這兩位老人,生前都曾擔任過一些重要的領導職務,但他們的所有職務,都不如“著名學者”的定位更準確。許多人知道他們,是因為他們是“著名學者”。許多人知道他們的學術成就,卻未必記得住他們曾經擔任過的職務。“學者”之名,概括了他們一生的行跡,表明了他們孜孜以求的事業所在。因而,作為學者,他們的“價值”,是無法以職務來界定的。他們帶給中國學術的知識成就和思想創新,他們帶給后輩學人的人文熏陶和道德追求,都是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無價之寶。

　　因而,季羨林、任繼愈廣受敬重,是由他們的品格、學識、貢獻、影響決定的,這一切,在人們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從一些悼念和回憶的文章中都有反映。無論是政界、學界中人,還是普通讀者,津津樂道的就是兩位老先生品格之高尚、學識之淵博、貢獻之卓越、影響之巨大。所謂口碑,就是如此。這不是別人可以強加的,不是個人可以強求的,不是金錢可以買得到的,更不是級別、地位可以左右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兩位老先生一切的行狀都顯得那么自然,那么順理成章。

　　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先生既是受人敬仰的學術巨擘,但同時也是我們可以親近的文化老人。他們是非凡的,又是平凡的;他們善于將自己看作平凡的普通人。在洋洋灑灑的學術作品后面,我們看到的是兩位寬厚仁愛、和藹可親的老人。在后輩學人的記憶里,季老先生就說過這樣的話:“我是認識自己的,換句話說,是有點自知之明的。我經常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剖析自己。”“我并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滿意的學術論文并不多。”而任老先生在許多人眼中,就像慈父。當不少青年學者深陷困頓時,他會無私幫助,不遺余力地獎掖后輩。如今,兩位先生逝去,就是我們失去了兩位可親可愛的長輩。

　　賢哲已逝,風骨長存。一個人應該怎樣活?這是人生的大問題。兩位老先生一生的行止,為這個問題做出了精彩的回答。在他們的答案里,我們應該努力找尋生活的真智慧和真意義。（莊電一）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