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對學術腐敗問題相當憤怒了。報刊不斷揭露大學博導、教授論文抄襲、學術造假現象。一系列的事實說明一個問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羞恥感。

　　知識分子喪失羞恥感不僅表現在論文和著作剽竊，項目申報、各類評獎、教學評估等各項活動中都有；不僅理工科有，文科也有，甚至是集體作假、領導和學科帶頭人作假，并且把作假行為冠之為“學校發展”、“學院發展”、“學科發展”。另外，知識分子隊伍中唯書唯上、溜須拍馬、阿諛奉承、欺善怕惡、欺軟怕硬等現象也同樣嚴重。不僅喪失羞恥感，也喪失了做人的骨氣。

　　之所以產生這種相當程度的知識分子喪失羞恥感的現象，除有市場經濟的副作用、追名逐利風氣的浸染、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外，筆者認為，內在的原因是一些知識分子已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明代顧炎武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社會生活中，不同層次人的責任感意識和要求是不同的。社會和時代，對兩部分人的責任感意識要求非常高，一是領導干部，二是知識分子。康有為在廣州辦學校時，要求他的學生“事事以救世為事，刻刻以救世為心”。掌握人類更多的精神成果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應該比其它社會階層更高、更強烈。馬克思早在他中學的作文中，就表達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意識。他說，只有為人類的完美、同時代人的完美，才能實現自身的完美。而我們今天的不少知識分子，已完全把自己降低為一個庸俗市儈、奸滑商人和無聊政客。當然，知識分子考慮名利地位的本身，也無可非議。但古人講，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同理，君子愛名，也要取之有道，要通過自己扎扎實實的工作，真正為社會拿出貨真價實的研究成果。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的特殊使命，就是為社會生產先進的文化，并引領社會走向文明、走向進步、走向高尚。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說過：“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而且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誰不是善良的人，誰就無法順利地致力于提高人類道德風尚的工作。”但是，這一標準被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完全拋棄了。他們不僅不抵制批判錯誤和丑惡現象，而且推波助瀾，有些人甚至比其他階層中的丑惡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費希特還說：“要是我為真理而受到迫害，要是我為真理而死于職守，我這樣做又有什么特別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應當的嗎？”這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那些戴著“教授”、“博導”等桂冠而不知“羞恥”二字的所謂知識分子，根本不配享有“知識分子”的美名，這些人身上一絲一毫的知識分子的味道都喪失了。（郝貴生）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