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凌晨5時許，湖南省安化縣高明鄉陰山排村村民劉愛兵用鳥銃、砍刀和放火燒屋等手段泄憤，致同村12人被害身亡，另有2人重傷。日前劉愛兵已被警方抓獲。(12月14日《長江日報》)

從鄉村出來的人，幾乎都有兩個故鄉。一個是兒時溫馨而又眷戀的無為而治的故鄉；一個是在工業社會主導下不斷變革中已然面目全非的故鄉。前一個故鄉已經止息于我們的夢境，而后一個故鄉正在發生捉摸不定的變化。兩個故鄉的對比，也許不乏進步，但更有令人扼腕長嘆的沉淪。

從鄉村政治和鄉村民主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曾經最為靈驗的是致富帶頭人模式，而現在的鄉村治理和村級選舉也不外是這種模式的延伸。這一模式由致富帶頭人在經濟領域領跑希望發韌，最后大多變成了由“帶頭大哥”對于鄉村政治的控制。其中許多帶頭人從一開始就忽視鄉村民主和鄉村文明的建設，再加上在產權結構和經濟利益調整中發生的齟齬甚至于掠奪，在村級換屆選舉中贏者通吃模式給這些“帶頭大哥”奠定的權力絕對化優勢，使鄉村帶頭人個人覺悟個人修為儼然成了村民最可依賴的東西。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帶頭人可能搖身一變成為新式“土皇帝”、“土霸王”；而村民階層亦日漸分化。曾經的鄉里鄉親更是在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同時，又因為民主、文明等普世價值輸入的遲滯和缺位，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許多鄉村的沉淪。

在沉淪的鄉村，一旦賄選和強權取代了鄉村政治，冷漠和沖突就可能取代鄉村文明。而田園詩般的鄉村畫卷亦將不復存在。對于傳統鄉村社會的緬懷，對于日漸隔膜鄰里關系的失望，對于不可仰賴的鄉村政治的懷疑，對于個人和家庭前景的灰心，這也許是劉愛兵式悲劇發生的內在誘因。至于外出打工謀生受挫村民心理的疏導，鄉村利益公平的調解，甚至于暴力傾向的消弭、傷人武器的管理，這些杜絕鄉村隱患的緩釋措施，也可能因為鄉村帶頭人疏忽大意、只顧自己悶聲發財或者干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之時，早已變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事情。

當傳統的親情紐帶、宗族觀念日漸脆弱，而鄉村政治鄉村民主日漸荒漠化時，山村血案頻發之類，也可能是偶然背后有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