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說，官員自殺都應對公眾有個交待，畢竟作為公共人物，作為公權力的掌管者，其突然不在位至少需要有個簡單的說明。何況官員信息本身就是政府信息的一個部分，理應公開。但具體到自殺原因，則應該有所區別對待：凡是涉及公共事務的，或者引起公眾爭議的，理應向社會公開自殺原因，以及死后的問題調查結果；但如果官員自殺純屬個人原因或者家庭原因，本著尊重死者的人道主義原則，只須簡單向社會交待即可，至于該官員為何自殺，以及選擇什么樣的自殺方式，都無須公布。

從這個角度而言，官員自殺后留下權錢交易的疑問，或者影響到公共利益的，都不應中止調查，而應繼續查明真相，并向公眾公布。公眾的知情權，不能以“為死者諱”的傳統觀念而被掩蓋。像重慶市高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自殺案、湖南武岡常務副市長楊寬生墜樓死亡事件，或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或因留下一串疑問，都當盡快給公眾一個具體的交待。

其實，公眾對官員自殺是否公布死因的爭議背后，透露出的是對官場生態的一種關注。這種關注不僅僅停留于對權力是否濫用的監督層面，還有對官員信息公開的渴求。比如說自殺官員中有好幾例都留下絕筆，稱是出于工作壓力，到底是什么樣的工作壓力，能把官員逼到自殺的地步？是官員自身出了問題，還是我們的官場生態有問題？因而，表面上看公眾是在關注官員自殺，實質卻是公眾對公權力陽光化、對更多官員信息公開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