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平血案一審，被告鄭民生被判處死刑。據報道，鄭對所犯罪行沒有疑議，但表示“沒有起因就沒有這結果”。他申稱自己是本分人，該案是社會冷漠造成的悲劇。

作為結果，死刑、民事賠償，鄭民生本人為其罪行所承擔的法律責任是清楚和確定的，也是有限的。鄭的辯解，企圖將血案的發生歸結為社會因素，顯然是徒勞的。但另一方面，這是不是意味著南平血案中就沒有社會所應擔負的責任了呢？公眾輿論對此的看法是有些含混和有爭議的。

一個較為普遍的混淆，是沒有區分社會要為誰負責。在許多人的直覺里，承認血案的社會原因，就是在為兇手推卸責任，至少是部分責任。網絡上同情鄭民生的言論引起了一些擔憂和批評。這其實是一個站不住腳的推斷。與其他犯罪一樣，鄭民生的罪行當然有值得研究和分析的社會原因。但正如我們業已看到的，這并不會洗脫他本人所應承擔的道義和法律上的責任。我們討論血案的社會原因，是要避免慘劇的再次發生。如果說社會要負什么責任，那也是對受害者的。南平血案雖然是鄭民生一手造成的，但對于無辜學童的死傷，政府和社會有難以推脫的責任。

與此混淆相對應的，關于血案社會原因的爭議也主要是圍繞兇手鄭民生展開的。一種看法是不認可鄭民生因報復社會殺人的說辭。其基本理由，是鄭民生不具備報復社會的“資格”。鄭曾經是社區醫生，外科技術不賴，人稱“鄭一刀”。盡管處在基層，但也算得上專業人士。雖然他事業不順，情感受挫，但現今社會里比他混得差的、撞得慘的，多的是。要說報復社會，哪里輪得上他。

另一種看法沒有糾纏資格問題。好，你鄭民生遭到社會不公平的對待，你可以報復社會，但你憑什么要去殺學童？“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殺那些貪官，你怎么能殺掉這么多可愛的孩子？”由南平血案后當地小學生的這篇作文，如今中國社會的人心和人性可見一斑。

上述看法盡管有差異，但都指向一個基本的判斷:我們的社會有問題。這也是血案后鄭民生得到部分同情的內在原因。稍有良知者，斷不會贊同鄭的惡行，但對社會冷漠會有或深或淺的感受。鄭民生所仇視的社會，所要報復的社會，到底是什么？我們的社會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社會可以是一群人、一些組織。但鄭民生所指的并不是這些。他所仇視的和最后報復的，是完全不同的群體。那令人不自在、令人沮喪、令人窒息、令人憎恨的，正是他身處其間的日常生活，是由功利的交往原則、金錢和權力至上的價值觀、及時行樂的目的論交織成的觀念和行為規范網絡，是他的生活世界，不幸的是，那也是我們的生活世界。

我們怎么走到了這一步？誰為這個日益坍塌、幾近崩潰的社會負責？南平血案只是社會病變的一個癥候。從嚴從快懲處兇犯，大概僅相當于挖出了一個膿包，離社會機體的徹底療治還遠得很。要消滅社會機體里的癌細胞，打掉寄生蟲，找準了病根，下猛藥，或還有一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