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數據泄密背后對應著怎樣的失范或交易，后果是可以預見的：某些市場交易方既然可以提前獲取宏觀數據，必然會早先于其他競爭者一步，分析對策、揣摩意圖，提前采取市場行動，或者規避風險，或者入市牟利，甚至直接套利；與之對應的，是公平博弈的秩序被打破，市場配置資源的規律失守，普通投資者血本無歸，政府部門的公信力邊際遞減……這在國際資本市場背景下，尤其增大了外資機構據此做多做空的“超能力”，威脅經濟主權安全。

當提前泄密的數據，成為信息不對稱背景下少數人投機獲利的支點，核心數據泄密恐怕就不單單是“一時口快”的行為。可以想見，能泄密的主體顯然不是一般的外圍人員。《統計法實施細則》第二十條規定：國家統計機構調查取得的數據，由國家統計機構公布；國家有關部門統計調查的數據，由國家有關部門公布。參與測算核心數據的,以及要求嚴守保密法要求的，是可以排查的既定群體，只要細究下去，取證未必有多難。詭異的是，迄今尚未出現因數據泄密遭追究的案例。

經濟數據泄密不能僅到“譴責”為止。我們應當還記得彼時中鋼協鐵礦石談判的“間諜門”，正因個別鋼企高管將核心數據透露給國外礦石供貨商，便導致中鋼協的談判底牌盡失，陷入被動僵局。宏觀數據屢屢“早產”、且還是“出口轉內銷”，這已經不是一個道德問題，無論是投資者還是公民，公眾都有權追問其間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