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共富需打破分配格局

長期以來，我國高收入領域一直被壟斷企業絕對“壟斷”。曾流行一時的“搶身份”、“搶行業”、“搶飯碗”，就是指水電、通信、石油、化工、金融、煙草、煤氣、地產、電子、銷售等行業。只要能“搶”到，便可獲得高收入、高福利、高階層、高享受、高身份等。相對于西方分配制度來說，這屬于典型的依賴于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范疇。長此以來，嚴重地扭曲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因而，也造成了我國貧富懸殊和差距的歷史原因，并直接導致了我國前30年貧富差距的癥結和社會主要矛盾。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認為，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分配差距正呈現危險的“窮降富升”兩頭拉大趨勢。這是個可怕的信號！

當前，我國收入分配正處在貧富落差的風口浪尖。從基尼系數看，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和“決口”。依國際標準，10年前，我國貧富差距早已突破保證界限。縮小貧富差距、打破分配不公等成為當前十分迫切的首要解決的問題。貧富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社會基本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我們必須像堅守防洪大堤一樣死守我國貧富差距的“紅線”和“決口”。

前30年，已造就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后30年，在全面推進第二輪分配改革中，更應先考慮新工人群體的生活、生存、福利和致富問題，使之成為社會改革和發展的重大課題。所以，理應在第二輪分配改革中，讓新工人群體進入后富群體，讓他們中的一部分率先富裕起來。

政策支撐是“富二代”源泉

在支持和允許一部分新工人群體先富裕起來的同時，在國家出臺統一的政策和法規下，各省、各區域更應根據適合本省、本區域的實際情況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法規和舉措細則。這樣更有利于推進讓“新工人進入后富群體”的步伐。

首先，出臺的政策要保證新工人群體的就業。億萬新工人進入城市就業，不僅緩解了農村就業壓力，也為城市發展和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做出了重大貢獻。打工經濟已成為新工人增加現金收入的主要途徑，是對改變中西部地區落后狀況的有力支持。據統計，四川、貴州等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的農民外出打工總收入相當或超過全省財政收入。農民進城既為農村帶回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又為家鄉脫貧致富和實現農村城鎮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踐證明，億萬農民工已成為推進城鄉統籌的主力軍和生力軍。

其次，出臺的政策要保證新工人群體的福利。要讓工作崗上的新工人無后顧之憂，政策要從新工人的就業本身出發，涉及社保和醫保、生活和居住環境、子女上學、自身學習文化等方面入手。

其三，出臺的政策要保證新工人群體的致富。各級政府的工商、稅務等部門要切實做好為新工人群體創業者的服務，為新工人群體的創業提供優越于其他企業的政策。

其四，出臺的政策要保證新工人群體的權利。這個顯得非常重要，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新工人群體屬于弱勢群體，他們的很多合法權益有時候根本就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尊嚴。所以，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是當務之急頭等大事。

新工人群體創業、經商和就業，對我國城鄉發展將產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隨著超大規模的新工人群體的涌動和流動，國家相關政策和措施卻嚴重滯后，新工人群體出現了許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只有及時摸清新工人群體的流動動態。把握新工人群體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探索新形勢下確立新工人群體合理流動制度的新思路，才能從真正意義提高新工人群體的收入。以便在第二輪分配改革中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讓一切政策和制度均裸曬在陽光下。提供各種有利條件，讓新工人群體進入后富群體，成為“中國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