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目前中央企業使用的農民工有680萬，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就此指出：中央企業要全面規范農民工用工管理、加強勞動合同管理，要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此外，還要不斷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將其作為企業培訓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央企業，“正式職工”和“農民工”做同樣的工作，僅工資收入就可能相差3－5倍，至于社保、醫療、教育、培訓和政治待遇就更沒有可比性了。

中央企業是國有的，也有680萬農村來的職工被迫享受“二等勞動者”和“二等國民”待遇。這樣雖然保證中央企業效益提高了，但社會負擔增加了，和諧執政基礎受損了。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央企業也違背按勞分配原則，其他企業就不用說了。

改革30年，全世界資本都來中國分享巨大的“勞動力紅利”了，中國很快成為了世界工廠，中國確確實實也繁榮了，但不可否認，中國所謂的“比較優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民工制度優勢”。所謂的“農民工制度優勢”其實就是“同工、同勞、不同酬、不同權的優勢”。說白了，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繁榮，是數億農民工以高工時、高強度勞動和低工資、低安全、低福利、低社保、低幸福為代價換來的。

農民工已經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力軍。靠這樣的“優勢”維持中國的高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通過“農民工市民化”解決農民工的問題。2月20日全國總工會發布《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報告建議通過“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升農民工薪酬； 推動社會保險政策法規的落實，擴大農民工參保面；多渠道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保障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后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住房權益；力爭全國每年至少解決400萬新生代農民工進城落戶”等等措施解決農民工的問題。

無論是中央的“農民工市民化”要求，還是全國總工會的“具體建議”，對解決農民工問題自然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筆者進一步認為，必須將“農民工問題”放在更大的框架中審視現行的“農民工制度”。

首先，繼續實行現行的“農民工制度”，繼續同工不同酬，內需就無法擴大，對國外市場的依附性就會更加嚴重，國家經濟自主性和國家主體性就會進步一喪失，經濟發展過程中因為分配不公導致的內需不足等深層次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

其次，如果繼續實行現行的“農民工制度”，城市化就會更加落后于工業化，現代化就會失敗。亞洲四小龍之前的所有先發國家和地區，在人均GDP達到4500美元的時候，都基本實行了如下基本目標：農民減少到15%以下，85%以上的國民都成為了城市市民；國民基本待遇均等化了。我國2010年的人均GDP為4400美元，可是農民戶籍人口為9.4億，國民基本待遇均等化目標似乎越看越遙遠了。在筆者看來，我國的農民工制度長期存在也是中國城市化遠遠落后于工業化的重要原因。如果農民工市民化的目標不能實行，中國流動著的“二等勞動者”大軍就會更加龐大，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了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壓力和巨大浪費，更大的問題是對社會可持續穩定構成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