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過度醫療的界限模糊，很難被嚴格認定，醫生總能把過度醫療解釋為合理行為，把道德問題歸為技術問題

任何一個社會現象的背后，都有著復雜的經濟關系。在過度醫療的利益鏈條上，醫院和醫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慶市江北區副區長高洪波指出，現在很多公立醫院院長把過度醫療歸因于財政投入不足。的確，在公立醫院的總收入中，財政撥款只占1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視了一點，醫保經費也是政府補助醫院的重要方式。因此，財政補償不足絕不應成為醫院逐利的借口。

高洪波認為，近年來，醫院和房地產業一樣，已經成為“暴利行業”。例如，重慶市一家三甲醫院5年間的年收入由5億元增加到20億元，這其實都是患者的“血汗錢”。由于政府對公立醫院實行“自收自支、自負盈虧”的政策，醫院創收越多，獎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長只想著如何讓醫院多賺錢，而不關心如何讓患者少花錢。現在，很多醫院都在進行新一輪擴張，其背后隱藏的是難以抑制的逐利沖動。

重慶市紅十字會醫院院長何建國說，醫療消費是醫生主導的消費，而不是患者的主動消費。在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很多醫生利用處方權，不斷制造無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當成了牟利的對象。醫生通過大量使用高值藥品、心臟支架、人工關節收取回扣，已經成為盡人皆知的“潛規則”。其數額之大，遠遠超出了醫生的“陽光收入”。

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指出，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心臟支架暴利超過販毒，這是一件讓公眾難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潤”不是因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實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貢獻”于醫院及醫生們。

在暴利的誘惑下，很多醫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癮，很難主動戒斷。據知情人透露，三甲醫院的一名內科醫生，憑著手中的處方權，每月拿到上萬元藥品回扣，是很尋常的事。某醫院一名退休醫生曾向醫院領導提出，只要讓他出診，他可以不拿一分錢工資，因為他知道，只要有了處方權，就可以拿到回扣。

雖然我國明令禁止過度醫療，但由于過度醫療的界限模糊，很難被嚴格認定，醫生總能把過度醫療解釋為合理行為，把道德問題歸為技術問題。例如，一名醫生即使故意用高價回扣藥替代常規藥，也完全可以用個人經驗、用藥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應對質疑和檢查。

一位法律界人士憂慮地說，利用處方權收受回扣，數額較大的，應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但是，如果把這些醫生都抓了，還能剩下多少醫生看病呢？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認為，公立醫院的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健康產出，而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要實現這一目標，僅僅靠增加財政投入是不夠的，關鍵是轉變激勵機制，從支付方式、考核評估等各方面進行改革，使得醫院和醫生主動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醫療費用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