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制化保障全民“病有所醫”

醫療保障較為完善的國家在推進全民醫療保險時，無一例外地進行了醫保立法，以法律規范、調節醫療保障。醫療保障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即使發達國家，也飽受醫改之困。

國務院日前印發的《衛生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勾畫出我國衛生事業的“十二五”發展藍圖，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基本實現全體人民病有所醫的發展目標。

從衛生部部長陳竺對“十二五”規劃的解讀，其中有不少令人欣喜的“亮點”，譬如到2015年，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補助標準達到每人每年360元；逐步提高基本醫療保險最高支付限額和費用支付比例；將更多的大病納入保障和救助范圍；新增衛生資源將重點投向農村等。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卻萬萬不能，提高補助水平、擴大救濟范圍，無疑將大大提高全民醫療的保障水平。這種態勢與成效，在近年來的新農合身上得以充分體現，農民只要交少量的錢，就可獲得較多的醫療保障。

醫療保障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即使發達國家，也飽受醫改之困。對于人口超過13億、人均GDP在4000美元左右的我國來說，福利意義上的醫療保障困難重重是可以理解的，期望羅馬在一夜之間建成是不現實的。即使在未來獲得公共財政的鼎力支持，醫療保障前程仍布滿“暗礁”，需要我們摸著石頭把河過。困境集中體現在：保障水平偏低，個人支付比例過高，且許多大病被醫保拒之門外，難以有效舒緩公眾的醫療之痛；“以藥養醫”會出現拉高藥品價格，導致過度用藥現象嚴重，公眾“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欠奉，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人員所能獲得的服務不均等。基本醫療保障扶弱助貧之宏旨，并沒有得到完全的體現。僅以醫療服務水平論，廣大農村與大城市就不可同日而語。

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是不可能的。提高醫保水平，實現全民“病有所醫”目標，不往醫保的“池子”里注水、增加外部投入是不行的。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投入，公共財政必須要有更大的作為，更多擔當，才能真正減輕公眾醫療負擔。在推進基本藥物制度方面，要在基本藥物定價、招標等機制上切入治理，確保藥物價格合理、降低病人治療成本，同時又兼顧藥企進行新藥研發、制造的積極性，保證可持續發展；在公立醫院改革上，當務之急是破除長期以來形成的“以藥養醫”頑疾，割斷醫生與藥品間的利益鏈條。在保障醫生待遇水平的前提下，將醫生對患者過度用藥、從藥企收取回扣、醫院暴利作為重點領域進行整治；在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上，除了將新增衛生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之外，還必須從公平上做存量改革，使有限的醫療資源發揮更大的功效。

醫療保障較為完善的國家在推進全民醫療保險時，無一例外地進行了醫保立法，以法律規范、調節醫療保障。我國的醫保工作已經邁開大步，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在制度化、法制化上就稍嫌不足。現行的《社會保險法》雖有相關條文，畢竟不是專門法律，且過于宏觀，不足以涵蓋整個醫療保障領域。在醫改進入深水區，關系萬千重，僅用行政力量難以理順時，有必要考慮專門立法，如《基本醫療保障法》一類，以法律層面訂制醫療保障的宏觀目標，規定基本醫療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掛鉤，公共投入水平與財政收入狀況關聯，建立起基本醫療保障體系考核、評價、問責機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