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修憲沖突增加過渡成本

街頭沖突不但可能加劇埃及宗教和世俗兩極的不信任感，還可能進一步降低埃及的投資安全度，進而危及經濟。如果這樣的惡性循環形成，埃及的過渡期將變得無比漫長。

一極是宗教力量，一極是世俗力量，推翻穆巴拉克時曾經攜手的盟友，如今卻陷入越來越公開的對立。這令埃及的過渡期和未來變得撲朔迷離。

在后穆巴拉克時代的兩極，一極是穆爾西總統領導的行政體制，這一體制的支持基礎是勢力強大的穆兄會。另一極是埃及的司法系統，其支持基礎是世俗自由派。圍繞去年延宕至今的新憲法修訂，二者的較量正在趨于白熱化。11月22日，埃及總統穆爾西發布新憲法聲明，規定總統有權任命總檢察長，認定總統發布的憲法聲明、法令和政令在新憲法

頒布和新議會選出前為最終決定，任何方面無權更改。隨后，穆爾西發布總統令，宣布免去總檢察長馬哈茂德的職務。總統擴權之舉，引發司法系統強烈反彈，隨之擴大為世俗自由派的街頭抗議和穆兄會支持者的游行，并出現暴力事件。

埃及街頭的新沖突，折射出政治動蕩之后的過渡成本有多么大。盡管沖突焦點是國家體制的制訂，仍然屬于“規則博弈”，但其博弈的方式仍未脫離動蕩時期的慣性主導，即通過街頭行動顯示政治力量。這表明，不同立場的兩方仍然缺乏有效的協商機制。

顯然，街頭行動固有的破壞性、傳染性和不可控性，對雙方最終達成建設性的妥協并無幫助。相反，街頭沖突不但可能加劇埃及宗教和世俗兩極的不信任感，還可能進一步降低埃及的投資安全度，進而危及經濟。如果這樣的惡性循環形成，埃及的過渡期將變得無比漫長。

事實上，在修憲沖突的背后，還隱藏著更大的潛在沖突。從行政機制一方看，追求集中的權力體系幾乎是一種必然，這可以帶來更高效的政令運行，并令政體盡早穩固。但從世俗自由派一方看，這種追求既意味著自身權重的降低，還意味著整

個國家的宗教化方向轉變。去年初動蕩時期外部力量強力干預的副作用至此顯露無遺：在留下權力真空的同時，也留下了政治互信的真空。

埃及是中東北非地區有影響力的國家，埃及的動蕩對整個地區的形勢都會產生影響。從穩定出發，埃及需要盡早結束動蕩，進入新發展時期。這一目標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一是盡早撫平既有歷史的傷痛，二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體。街頭沖突、非理性攻伐都無益于這一目標實現。而當前，中止通過街頭沖突展現力量的政治操作慣性，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