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壓制一個政協委員的“異議”

今年5月的南陽市“平墳運動”中，政協河南省常委、民革河南省委委員趙克羅在微博上提出了反對意見。而在得知自己下一屆“省政協委員及常委的提名被拿掉”時，趙克羅又在微博上發布了“懺悔書”，做出了“道歉”。

趙克羅提出反對意見時，并沒有通過政協或者統戰系統，或因如此，統戰部領導批示：該言論“給河南及南陽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并要趙克羅糾正，否則將對他采取措施。趙克羅的提名是否真的就因此被“拿掉”了，我們不清楚，當地統戰部門的說法也只是“還沒確定最后名單”。但“采取措施”本身就是個語義含混的說法，意味著各種無形的懲罰隨時到來，它不具體對應哪個懲罰手段，但足以讓人警惕與小心。

趙克羅是政協委員，政協有民主監督的重要職能，一個政協委員通過組織形式還是以個人名義提出意見都合理合法。但趙克羅的境遇再次告訴我們，言論表達似乎不只考慮法律，還要權衡組織利益與現實利害。通過組織形式，可以確保不同意見控制在系統內部，尺度有把關，風險小；而個人名義尤其是微博上提意見，動靜就太大，容易產生所謂的“嚴重負面影響”。正因如此，趙克羅“道歉”時說自己當時“太天真太幼稚了”，仿佛是表明當初不是有心犯忌，高看了政協委員的身份且低估了現實利害。

趙克羅的“道歉”是誠懇的，惟其誠懇才叫人遺憾。他不再堅持認為當時的做法是正確行使了一個政協委員的職責，就連發言的方式和內容本身都被自己否定。這種“道歉”不單是對不利后果的補救，它發自內心的扭轉了自己的見解和判斷，外部壓力導致了虔誠的自我反省。一個人內心真實的想法可以如此急速轉變，可見多么的扭曲。這種扭曲也印證了一些地方政府、政協之間的關系，不得不讓我們表達疑慮：政協作為統戰組織，究竟是一個民主監督的角色，還是一個小罵大幫忙的角色？為什么一個政協委員對政府提出不同意見，就是“給領導添了亂”，竟至于要在內心整肅自己？

趙克羅當初在微博上發表的意見，整體上算是溫和的，言辭不算多么激烈。政府決策中的內部交流，或者政協同政府之間的協商與監督，都需要有這些不同意見的出現。決策協商，或者談制約監督，各種意見都需要充分表達，也無妨多渠道表達。無法容納不同意見，決策怎么體現科學民主？內部都無法形成信服的效果，遑論獲得公眾的認同。然而現實是，我們一再看到異議被壓制，消化異議的辦法也不怎么光明，施以無形的懲罰有之，監聽個人言行的做法有之，以至于要表達不同意見往往都要劍走偏鋒，內部得不到反饋就在外界制造輿論影響。趙克羅還只是因為“太天真太幼稚了”，果真撕破了臉，那可能就要直接犯忌，表達異議甚至將成為一種內部斗爭手段。

以“懺悔書”為道歉命名，實在過于謙卑。政協委員以這種謙卑的姿態懇請諒解，是個人行為，也讓人遺憾。民主監督不是紙上的東西，它的前提是權力之間以及權力與權利關系的厘清，這些基本問題弄不清楚，怪事總是會特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