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銷毀手機不是最好的誠信教育

河南澠池某中學于9月底月考前召開了全體高一學生大會，對學生誠信考試提出了特別要求，其中一條為“嚴禁攜帶手機等通訊工具進入考場”。但仍有部分學生置若罔聞攜帶手機進入考場，首次月考就收繳了手機34部。為起到警示作用，考試結束后，在學生和家長參與的情況下，學校對違紀攜帶的手機予以當場銷毀。（10月9日《大河報》）

為教育學生誠信考試，各地都挖空心思想出了不少“怪招”，比如，今年吉林高考就要求女生的文胸換成背心，避免被安檢儀器拒之門外。在筆者看來，這些都不是最好的誠信教育方式。以集中銷毀違紀手機為例，學校的行為不僅涉嫌損壞公私財物，而且也很難體現出誠信教育的成效，相反用這種違法侵權的方式教育學生，何談培養將來遵紀守法的誠信公民？

筆者是上個世紀末參加高考的。當時并沒有什么先進的監考設備，但幾乎沒有考生作弊。在平常學校組織的考試中，大家也多是以誠信交出自己的答卷。所以說，考試監管的嚴厲程度與舞弊發生率的發生并不必然成正關聯。從另一角度看，再先進、再嚴厲的監管舉措，起到的作用都不過是“亡羊補牢”，而不是“未雨綢繆”。如果把學生的誠信考試寄希望于集中銷毀手機的威懾力上，最終只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事實上，各種考試舞弊背后暴露的是誠信教育的缺失，以及這種缺失的低成本。如何對學生進行誠信教育，美國的一些做法或許值得我們研究借鑒。在美國，孩子入學上的第一堂課就是誠信教育課，此后，學校管理者還會想盡辦法不斷給學生灌輸這一理念，使誠信觀念扎根于學生內心。每名學生都有學業誠信檔案，如果曾經有作弊或者抄襲的污點，今后找工作就懸了。可見，在一個注重誠信，又有各種手段了解你的誠信記錄的社會，欺騙是得不償失的。

反觀我國的學校和家庭的誠信教育，往往是“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用起來不要”，特別是在賦予太多太重功能的各種考試中，與誠信考試的考生相比，作弊者無疑占領了獲勝和獲利的先機。而且，與作弊涉險過關的獲利相比，偶爾失手付出的代價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也正因如此，可以斷言，盡管學校對違紀手機進行集中銷毀，但依然難以阻止學生變著法子另辟作弊的蹊徑。

盡管我們可以理解學校集中銷毀違紀手機的苦衷和無奈，但此舉的確不是最好的誠信教育。試想，如果誠信教育能從小抓起，嵌進孩子的身體里，融進他們的血液中；如果每名考生都知道作弊將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不能因為考試的“小事”而耽誤了未來的“大事”，那么，就會視誠信考試為正常、視作弊獲利為恥辱，就會將誠信做人做事當作安身立命之本，這顯然比集中銷毀手機的做法來得管用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