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救助不要止步于臨時救助

??? 純粹“輸血式”的社會救助，難以獨力承擔貧困者所有的社會保障。哪怕為貧困群體托底，部分補貼或全額購買各類社會保險，也比直接的、消極的現金救助更加有效。

10月3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建立健全社會救助制度。會議認為，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相銜接，保基本、可持續的社會救助制度，編織一張兜住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安全網，確保網底不破，可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利和人格尊嚴，避免陷入生存窘境。

讓貧困者能夠合乎人類尊嚴地生活，是國家對處于貧困境地的公民負有的責任和義務，屬于國家管理社會的一項基本職能。我國的貧富差距過大，不但是窮人之痛，也是社會之痛，它嚴重腐蝕社會和諧的根基，是未來的社會風險之一。在這種背景下，建立和完善社會救助法律制度，可謂適時而動，順勢而為。

提及社會救助制度，公眾首先想到的是，農村五保供養、災害緊急救濟、醫療救助、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等臨時救助策略，目前現實恐怕也是這樣。2011年社會救助投入的資金高達1800多億元，如此大手筆的公共財政投入，并沒有給公眾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多少與制度“碎片化”有關，救助層次低、保障力度不夠、救助公平性欠奉，甚至存在“跑冒滴漏”。

提高社會救助效率，完善社會救助制度，首先必須將其納入法治框架，將貧困者獲得救助的權利落實為具體的、可訴的實體權利，而不是沒有程序和司法保障的權利空殼。一個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豈能少了《社會救助法》之類的法律構件？實施條例或相關政策再多，都無法代替一個立體的、完善的法律體系。可惜，我國的《社會救助法》曾數度被列入立法規劃，甚至還于2008年8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至今仍在“胎動”。

其次，具體救助思維上，要給貧困者“輸血”，更要培養其自身的“造血”能力，這一點常常被人們忽略。人的主體性強調個體的責任，要求個人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養活自己和家人，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下，無法供養家人甚至自食其力時，才有權請求國家救助。這意味著，社會救助終歸是暫時的、局部的、低標準的，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周急不繼富”，而最可靠的還是自救。

社會救助政策選擇上，可以考慮將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銜接，與就業促進政策結合。

純粹“輸血式”的社會救助，難以獨力承擔貧困者所有的社會保障，不妨考慮與社會保險制度一起分擔，充分發揮社會保險的民生保障功能，減少公民因疾病、失業等原因致貧而需要外界救助的情形，同時也能有效緩解地方政府支付社會救助的財政壓力。哪怕為貧困群體托底，部分補貼或全額購買各類社會保險，也比直接的、消極的現金救助更加有效。如廣州市政府日前作出決定，今年將投入1500萬元為約20萬困難群眾購買重大疾病商業醫療保險。

與就業促進政策結合則表現在，加強對貧困群體的職業培訓、為其提供就業援助、減免就業各種費用、職業介紹等，提升他們的再就業技能與融入社會的能力。只有這樣的救助制度，才能整體提高社會效率、增加社會財富、增進公共福祉，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