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之上豈分官民

12月23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這部被稱為“民告官”的法律在頒布實施20多年之后面臨首次大修。修正案草案在減小行政機關干預法院立案、擴大受案范圍、法院跨行政區域管轄等方面增加了規定，專家認為，總體上將有助于排除“民告官”的種種法律障礙和困難。

我國行政訴訟法1990年實施，當時有如石破天驚，很多人驚訝于百姓可以告官，當做新鮮事，充滿期待，也夾雜著猶疑。20多年過去，“民告官”不再是奇談，但“告得贏官”仍很新鮮，“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問題一直存在，“信訪不信法”成為普遍的社會心態。總之，普通人雖被賦予了法律利器，但真實的法律地位并不強硬，在權力面前很多時候還挺不直腰桿。

修改行政訴訟法的直接考慮是排除“民告官”的種種法律障礙和困難，但從立法宗旨與法律精髓考慮，更根本的目的是實現公民、政府機關之間的法律平等地位。這種平等，首先體現在庭審中，比如訴訟程序、舉證責任等等不會向一方傾斜；同時，平等也延伸至日常的行政管理中，是要通過法律救濟手段兜底，把公民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扭轉為普通的權責關系，改變那種治理者與治理對象的關系，管制與服從的關系。在一個法律主治時代，所有的社會關系都因法律而平等，權力并無理由可以置身“法網”之外。

不可否認，在現實中，有人只是把法院當做另一個信訪部門，或者進入訴訟程序時，要鼓足勇氣、抱定決心，一說到“民告官”，就沒了底氣，自覺矮了三分。有時候，不平等的關系不僅體現為訴訟資源、能量不對等，以及普通人沒能力跟政府打官司，首先，姿態上都欠缺平等。一些情況下，訴訟對象如具體的負責人甚至可能不出庭，責任單位往往沒有行政首長應訴，象征的平等，基本的尊重，都成了問題。公民權益受損可能實實在在，權力責任卻抽象空洞，行政訴訟仿佛有原告而無對象，讓人找不到自信。

在這個意義上，行政訴訟法的價值不在于它好看，也不僅是好用、方便，或者帶來“民告官”多大的勝訴率，歸根結底，是要看其能不能把一個官員、一個政府機關“拉”到庭審中，和普普通通的個人“對簿公堂”。一個官員無論級別再高，社會地位多么優越，在行政訴訟中，他都要以法律的規則，和普通人你來我往的質辯，據理力爭，講證據，講邏輯，遵從理性，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某種意義上，“民告官”的說法都要拋棄，完善的行政訴訟制度是鼓勵普通人與官員、政府機關平等爭訟，而不是向權力討要公平接濟的形式之一。

讓人有底氣、有信心與權力平等“對簿公堂”，考驗著行政訴訟制度是否完善，也是修法的根本目的。

本報評論員 肖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