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榮之死能否給凝滯的鄉(xiāng)村生態(tài)帶來改變

在捱過窮困、債務、病痛和牢獄之后，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最終被22500元的“超生罰款”壓垮了。近年來，將計劃生育政策與其他政策“捆綁執(zhí)法”的現象并不罕見，一位匿名人士告訴記者“通俗地說，就是如果你不交‘超生罰款’，別的事也辦不了。”（昨日《東方早報》）

對農民王光榮短暫一生的跟蹤，無異于觸碰一些地區(qū)一個階層的人們的生路、心路，王光榮的自戕，與其說是“超生罰款”使然，不如說是對一部分人來說凝滯的鄉(xiāng)村生態(tài)使然。

逼仄的生計出口和貧瘠的土地、飛騰的物價、變異的潮流和權與利的固化，同時麇集在鄉(xiāng)村土地上，留守村落的人們，出外打工受制于知識和技能的闕如，更無法面對光怪陸離的工業(yè)化景象，在家務農，又受深厚濃重的鄉(xiāng)風舊俗的宰執(zhí)。

沒有文化只靠出賣體力的人們，只能將希望寄托在生兒子和讓子女受教育上，前者能使其在生無所依的情形下，退而求得老有所靠，后者能讓后輩子孫跳出農門，再免受自己曾遭受的生存苦厄。

任何簡單化的基于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的宏觀利好的言說，在這里都會遭遇解構，與計劃生育相配套的民生輔助系列作業(yè)未能奏效，生男生女都一樣的前景并不明朗，只生一個的好處和效應無法鋪展。否則，就不會出現一個王光榮倒下去，還有另外的王光榮們在四處奔波湊錢交罰款。

在王光榮事件前前后后，人們似乎能窺見一點來自教育系統的光榮的責任和尊嚴感。懂法特別是懂義務教育法的他們對將計生捆綁于義教的做法感到驚訝、不適或者憤怒、悲哀，因此，這項舉措遭到了無聲地抵制，也無形中保護了一匹超生適齡兒童的入學機會。

但他們的這種做法只能延緩王光榮們的痛苦，除了義務教育，農村生存需要跟各種證明、證件、手續(xù)打交道的機會太多太多，而沒有那張收據，王光榮們照樣一路荊棘。

更何況，還有的地方有些校長未必感抗、能抗，學校這個本該是世上最溫暖的所在，也會以各種方式配合這一捆綁式作業(yè)的推進，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將所有指令直接作用到無辜的孩子們身上，讓他們回家后給給父母傳話、施壓。一切都回到了原點，即便在王光榮逝去之后，所有可能的改變，或許都將淹沒在凝滯因而牢固的時光機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