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包”清單，還應順“藤”查源

10萬余人主動上交“紅包”及購物卡、涉及金額5．2億元，查處2550人，涉及金額2．5億元。日前，在持續一年多、正進入收尾階段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一張中央首次曬出的“紅包”整治清單引發關注。（10月9日，新華網）

“紅包”文化可謂中國獨有現象，從最初給孩子的壓歲錢，到后來的婚禮與親友分享喜悅，但自從改革開放后送禮風氣蔓延，“紅包”文化也逐漸變味，心照不宣之下，人情與關系也開始“按質議價”，“紅包”也赤裸裸拋開小紅紙袋，向大信封、購物卡、銀行卡進化。

在如火如荼的“八項規定”、走群眾路線浪潮之下，我們看到這張由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統計出的“紅包”清單，雖然寥寥不過百字，卻透露出許多數據：收紅包的占全部公務員數量的0.14％，主動與被動上交紅包的比例為2.5％、97.5％，而主動上交的“紅包”的平均每人5200元，而沒主動上交的，但被查處的平均每人98039.21元，即這2550戀戀不舍者大“紅包”金額總計相當于主動10多萬上交小“紅包”的一半還多。

看到了這里，筆者不由想到了一個問題：主動上交紅包的10多萬人交的真都那么甘心徹底嗎？這就像現在那些住校的中學生：學校規定學生在校期間手機必須上交給老師保管，于是“智慧”的學生紛紛想出了對策，或采購一個仿真手機模型交給老師，或交老師一個淘汰版手機自己留一個智能手機。相比之下，官員們遠比學生們更“機智”并深諳“游戲規則”，這其中又有多少人是交小“紅包”留大“紅包”呢？官場紅包文化的背后是人情腐敗，每一個紅包的實質，都是為了通過權力之手換得數倍于紅包價值的利益。換言之，上交紅包的抗拒力遠遠大于學生向老師上交手機。

今年5月，一女子給山東煙臺團市委書記王東鍇送裝有購物卡紅包的視頻在網上流傳，7月，山東省紀委發布通報，王東鍇因接受購物卡被撤銷黨內職務，收繳違法所得。可想而知，王東鍇正是全國被查處的2550人中的之一。從一個團委書記都敢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收紅包看，我們就知道：手中有點權的都想悄悄換點錢。那么沒有被查處的又有多少呢？王東鍇這樣在的收紅包典型也只是被暫時撤職，級別上他依然還是名處級干部，那么全國10多萬清退紅包的又有多少人是被免予黨紀政紀處分呢？

總之，“紅包”清單不能止于統計一個漂亮數字，更應該依此當做一個舉報線索，細查送紅包源頭，收紅包之總數、大小，并拔出“蘿卜”帶出“泥”，在傳遞震懾中，讓更多執觀望態度者上交紅包更主動、更徹底，而之讓中國紅包文化真正回歸喜慶與純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