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豈是生命價值“分割線”

近日，河南小伙王超杰與東北小伙搭救落水工友不幸遇難。施工方律師稱，王超杰是農村戶口，只能賠償19萬多；那名東北工人是城市戶口，可以賠償40多萬。盡管王超杰事件有了最新進展，工程的最終承包人馮氏彩鋼承諾賠償王超杰家50萬元，但事件留下來“同命不同價”的制度反思，卻依然發人深省。

透過這一事件，我們看到，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戶籍制度，依然是條生命價值的“分割線”。上學、治病、養老，城鄉有別，甚至衡量生命的價值，城鄉亦有倍差。可以想象，在談論兒子賠償事宜時，一句“你兒子是農村的”，扎得王父有多深多痛。皆是見義勇為，卻遭遇“同命不同價”的尷尬，如此不合理狀況如果不從制度上去改變，未來還有多少個體命運和家庭悲歡將被深深刺傷？

回顧以往，類似案例已有不少。有人說，同命不同價其來有自，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有城鄉差別。但是，上位法《憲法》、《民法通則》等均確認公民的民事權利一律平等，從未規定可以因戶籍等不同而有所區別。況且，王超杰的行為屬于見義勇為，按照國務辦發布《關于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亦無城鄉之別。法律“打架”的問題，是時候清理了。

放眼社會，同命不同價、同工不同酬、同考不同分……因戶籍而存在的制度性不公，還在現實的土壤中“開花結果”。不禁要問，戶籍壁壘造成的社會弊端，還需要多少新的注腳，才能激發徹底的改革。這是一道社會轉型邁向良法善治的時代拷問。如何解答，如何開創“人不分城鄉、地不分東西”的局面，是法律彰顯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亦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題中之義。

法律和制度必須跟上人類思想進步和時代前進的腳步，否則國家發展與社會運轉就會磕磕絆絆。比“同命同價”更值得期待的是，統籌城鄉發展，消除“二元待遇”。這是解決諸多政策實踐不公的根本之道。但不可否認，彌合城鄉鴻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革而化之，與時宜之”，必須從全社會的共識上升為政策實踐。沒有城鄉之別，不能只冀望于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