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收買兒童犯罪，立法更要“前瞻”

兩難困境與立法糾結

立法過程中出現糾結，意味著立法者需要考慮的事項陷入了兩難或多難困境，一時間很難作出取舍。但既然是兩難或多難，就可以把所有的難處都擺出來，全面、理性權衡輕重緩急，冷靜、客觀判斷利弊得失，最終作出符合現實需要、有利于保護最大利益的選擇。

如果要加重對收買被拐兒童犯罪的處罰，我們就需要考慮清楚，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一個方向是嚴厲打擊、依法嚴懲拐賣兒童和收買兒童犯罪行為，通過嚴刑峻法有效遏制和減少拐賣兒童犯罪，另一個方向是采取適當的“妥協”措施，爭取收買被拐兒童犯罪行為人的“合作”，這兩個方向哪一個更為緊迫，更有利于保護兒童權益？

先說第二個方向。立法機關應當要求公安機關提供相應的案例和信息，通過“大數據”進行精確計算，看在以往的辦案實踐中，以“妥協”措施換取收買被拐兒童犯罪行為人的“合作”，成功的案例有多少，比例有多大，并對這種做法對遏制拐賣兒童犯罪起到的作用（包括可能存在的負面作用）作出科學、準確的評估。如果說這種做法對遏制拐賣兒童犯罪確有正面作用，這也是一種致力于打擊“存量犯罪”，并在打擊過程中力求減少阻力的“后顧”思路。

而且，隨著公安機關辦案力量的增強和辦案技術的進步，以及全社會對打擊拐賣兒童犯罪的理解和支持越來越大，公安機關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包括解救被拐兒童的過程中，對收買兒童犯罪行為人“合作”的依賴程度將越來越低，為此作出“妥協”的必要性也越來越小。嚴格說來，公安機關作出這種“妥協”原本就是權宜之計，而不能是長久之計，今后，公安機關需要在少有或沒有收買兒童犯罪行為人“合作”的情況下，更多地依靠充實辦案力量、強化辦案手段，更多地依靠社會綜合治理網絡，來加大對拐賣兒童犯罪和收買兒童犯罪的打擊，更加迅捷有效地解救被拐兒童。

“收買一律追刑責”成共識

再看第一個方向。與第二個方向是著眼于“后顧”不同，第一個方向主要著眼于“前瞻”，主要考慮通過加大對收買被拐兒童犯罪行為的打擊，遏制被拐兒童的買方市場，從源頭上預防和遏制拐賣兒童犯罪。這是一種致力于震懾收買被拐兒童犯罪行為，以減少拐賣兒童“增量犯罪”并鞏固打擊“存量犯罪”成果的思路。只要公安機關在打擊拐賣兒童犯罪包括解救被拐兒童的過程中，對收買兒童犯罪行為人“合作”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向犯罪行為人作出“妥協”也就失去了必要性和正當性，對收買被拐兒童犯罪加大打擊和懲處力度，也就成為立法的必然選擇。

立法需要“后顧”，要盡量避免執法行為激起違法犯罪行為人的“反彈”，避免因為加大打擊力度而導致更大的困難和阻力，但立法更需要“前瞻”，要看到相較打擊違法犯罪，預防違法犯罪更是治理之根本，相較打擊“存量犯罪”，遏制“增量犯罪”更需要大戰略和大智慧。立法懲治收買被拐兒童犯罪，以往“后顧”的因素比較多，現在則需要更多著眼于“前瞻”。解決了這個立法糾結，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審稿刪除“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擬對收買被拐兒童一律追究刑責，這一點在立法者和公眾中已經形成較大的共識，在立法機關獲得通過應當沒有問題。

至于一些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對相關規定作徹底修改，將“可以從輕處罰”一并刪除，要求對所有收買被拐兒童的行為均嚴懲不貸，不虐待被拐兒童、不阻礙解救兒童的也不能從輕處罰，這是在草案二審稿刪除“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基礎上，更為激進的一種立法取向，對此還應進行深入的研討和審慎的考量。畢竟，收買被拐兒童者如果對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也不阻礙對其解救，其犯罪情節就是要比那些虐待兒童并阻礙解救的人輕一些，在對其追究刑事責任時，只要符合“從輕處罰”的條件，就應當從輕處罰（但仍然要受到刑事處罰，而不是“減輕或免除處罰”）。如果為了要加大對收買兒童犯罪的打擊，就概不考慮收買被拐兒童者“不虐待兒童、不阻礙解救”客觀上的輕罪性質，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