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費取代份子錢體現改革的勇氣

日前，交通運輸部公布的《關于深化改革進一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份子錢”由出租汽車企業、行業協會與出租汽車駕駛員、工會組織平等協商。記者近日獲悉，滴滴快的正聯合上海市有關部門和傳統出租車公司，以組織“出租汽車駕駛員服務社”的形式，試水以服務費取代“份子錢”或掛靠費的出租車管理模式。

取消份子錢是出租車行業改革的大勢所趨。從外部競爭看，隨著網絡約車服務的興起與普遍，出租車行業面臨著極大沖擊，若出租車行業不主動改革，不僅出租車司機將不堪重負，出租車行業也將陷入經營困頓。這是科技的力量，想回避和阻止不太現實，或者，必然代價巨大。從內部訴求看，當出租車司機收入減少時，份子錢的壓力，以及對份子錢的抱怨就會增加，再想通過增加份子錢的方式，保證出租車行業的暴利，顯然不再現實。即便，出租車企業想厚臉皮地維持現狀，出租車司機也已經不太可能順從。

但是，各地對于取消份子錢卻態度不一，人們分析的原因是，相關部門和出租車企業對傳統暴利模式的依賴與依戀。份子錢說復雜很復雜，有其歷史成因，有其繁雜構成，但是說簡單也簡單，份子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有限資源謀取壟斷利益的載體和工具——因為出租車牌照資源有限，獲得出租車牌照資源的企業，便可以設置一個名叫份子錢的東西，光明正大地獲取暴利。這是份子錢被詬病的根本原因，現在不取消份子錢的原因自然也是如此。這個原因其實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當然，出租車企業不會承認，留戀出租車許可權的部門不會同意，他們認為份子錢是實現對出租車行業有效管理的必然制度。言下之意，沒有份子錢，出租車行業就會亂。

出租車行業當然需要管理，而且相對來說，個體出租車司機比出租車企業的司機難管一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份子錢就難以取消。一方面，實現管理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權力管理，以權力的行使和強制保證秩序，一種是自我管理，以主體的自覺和參與保障運營。雖然，權力管理的好處是統一整齊，但在涉及市場問題時，權力思維與市場思維的脫節，就可能造成權力管理的滯后，以及壟斷的出現，當然也可能因為對權力制約的有限，而出現尋租現象。這些問題，在出租車行業已經體現得非常明顯。

其實，人們呼吁出租車改革并不是不要管理，而是希望簡政放權，以自我管理代替大部分權力管理，以行業協會代替出租車企業，這并不是不能做到的。在國外，這樣的模式早已有之，而且運營得非常不錯，出租車司機和乘客都得到了實惠。即便，這種放開暫時會出現問題，也可以通過嚴格的自我監督和有效的外在管理，予以消除和解決。

在這一點上，上海已經走到了前面。首先，新創的出租車公司已經旗幟鮮明地取消了份子錢——以服務費代替份子錢，這對出租車司機來說是一個盼望已久的福音，同時也是撬動出租車行業整體改革的破冰之舉。如果沒有出租車份子錢的取消，任何出租車行業的改革都可能是“隔靴搔癢”——份子錢本來就是改革的靶子，是改革繞不過去的關卡。其次，新創的出租車公司也沒有忘記加強管理，既然新的線上技術已經可以直觀地呈現乘客對出租車司機的評價，那么就不妨引入這種評價，讓乘客的話語權直接轉化為對出租車司機的評價權，這反而比以前出租車企業所謂的管理與評價來得更直接透明。放權并不是放棄監管，職能部門的作用應該在問題發生時體現出來，所謂“一放就亂”，通常不過是為了留住權力而有意夸大。

出租車行業的改革輿論已經形成，方向也已經明確。現在的問題是，有沒有地方愿意走到前面，進行大膽的探索和改革。因為邁進一步，就意味著對暴利模式的放棄，意味著站在原有出租車模式的對立面，成為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敵人。等待觀望與原地踏步無疑是一種更“安全”的姿態，所謂“槍打出頭鳥”，在關鍵時刻，明哲保身成為一種首選。讓人欣慰的是，杭州、上海等地探索取消出租車份子錢，改革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這也充分說明，關于出租車行業的改革最欠缺的不是智慧、共識、路徑，而是勇氣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