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條權”不是 單純的法治命題

今年起，昆明交通協管員開始對機動車違法停車粘貼告知單。此消息一經當地交管部門發布，即引起爭議。事實上，這一做法是否合法多年來在全國范圍內都飽受爭議。（1月14日《北京晨報》）

協管員不具執法權應當沒有爭議，從程序正義的角度來說，不具執法權的人員所實施的一切執法行為都是無效的。圍繞著協管員“貼條權”的爭議，交管部門都試圖將貼條從執法行為中撇開來，定為協助交警執法的輔助程序，其實這恰恰說明交管機構知道協管員不能參與執法。比如，將協管員貼條的性質等同于“公民舉報”，協管員與公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對交通違法處理，一個是職務行為、一個是公民行為，一個運用的是權力，一個運用的是權利，豈能一樣？

圍繞著協管員“貼條權”，不管是社會還是法律人士，都近乎一致地表示有違“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現代法治精神的具體體現，強調過程的合法。“實體正義”要建立在“程序正義”的基礎上。

但在現實中，執法是為管理服務的，要的是結果。比如，對于賦予協管員“貼條權”，交管部門也在叫屈，10年車輛增長了3倍，而警力下降了3%。言下之意，在管理與秩序的壓力下，雇人“貼條”也是不得已的辦法。這是不容回避的事實。一段時期以來，合同工、臨時工執法現象帶有相當的普遍性，比如協警幾乎成為公安系統的一部分。作為共性問題，不僅反映了公共管理領域法治思維的薄弱，更反映了既有的行政管理與行政執法體制，不能順應城市發展和法治進程的需要。

一方面行政執法機構與隊伍的建設滯后。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的加劇，公共管理的對象、領域、任務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客觀上也使得管理的需求倍增，而受到機制編制的影響，執法力量薄弱的問題凸顯出來；另一方面職能轉變不徹底，不僅行政執法政出多門，而且執法行政化嚴重，執法力量向“官位化”、機關化集中，導致結構失衡，一邊是臨時工在執法，一邊則是執法人員人浮于事、挑肥揀瘦。

警力不足的確不能作為執法外包的借口，但這個困境也必須正視，是轉變執法理念，改革執法體制，還是充實執法力量，總要去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