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秋瑾從容赴難，還是其胞弟秋宗章先生的話解釋得最合情理。秋宗章先生在《六六私乘》中，就秋瑾可走而不走有這樣一段話：“予家所藏革命文件，既已盡數銷毀。先姊已為脫然無累，猶存萬一之想。且以光復軍草創伊始，基礎粗定。即此些微胚胎，萌發已非易易，雅不欲萎于俄頃。抑先姊生平膽大氣豪，嘗喜冒險，以是遲未果行。藉令畏葸茍全，潔身以去，則徐烈士皖江發難之日，以至六六之變，相距一旬，時日從容，早可就道，寧至構會乎！”此處的“構會”是被害的意思，這段話的大意是，從徐錫麟事敗遇難到大通案發時隔一旬，秋瑾能從容善后而為何不走？除決心以死喚醒國人之外，尚有兩點：一是光復軍創立不易，不愿它被扼殺在搖藍中（此時光復軍首領徐錫麟已死，作為光復軍第二把手的“協領”就是秋瑾）；二是秋瑾性格膽大氣豪，存萬一之想，遲遲未作果斷之行。

秋瑾被捕后，紹興知府貴福即與山陰縣令李鐘岳、會稽縣令李瑞年三堂會審。秋瑾只承認個人系家庭革命，夫婦革命，是爭女權，并非種族革命、政治革命。據當時的《中外日報》記載：“貴福升堂訊供，秋女士即詰官：‘余犯何罪？乃至于是！’官云：‘爾身懷手搶之故。’貴又問：‘爾果與徐錫麟相識否？’秋答：‘曾經相識，但此次皖變，實不知情。余之所主張者，系男女革命，而非滿漢革命’。”秋瑾的回答十分機智策略，貴福沒有辦法，又因秋家和大通學堂均在山陰轄區，只得令山陰縣令李鐘岳帶回“嚴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