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侯縣委開始時，對我寫的調查報告不夠重視，也沒有認真處理，直到《福建日報》公開發表后，才緊張起來，開緊急會議，采取緊急措施，認真調查處理。又過了一個多月，1953年3月24日《福建日報》發表“中共閩侯縣委接受《福建日報》的批評對后溪鄉嚴重事件作檢討”。從縣委的檢討中可以得出對我“調查報告”的態度：“去年6月，報社記者吉景峰同志把后溪鄉的情況基本弄清后把材料底稿送給我們。我們僅是粗枝大葉地看了一遍，覺得后溪鄉是有問題，但當時并未引起足夠的注意，就放下了。以后吉景峰同志來閩侯縣采訪時，又多次口頭與縣委正副書記談過，但由于我們的群眾觀點薄弱，對群眾的痛苦、呼聲漠不關心，因此還未能重視起來，只是口頭上說：‘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處理。’……吉景峰同志為了對人民負責，又曾兩三次寫信給我們，征求縣委正副書記對后溪鄉的看法與處理意見，都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原因是在山西時我和他們是上下級關系，文化水平低，他們不相信我剛調到報社，就能寫“調查報告”見報）。

關于后溪鄉的報道，在福建全省掀起一個改進落后鄉工作的熱潮。實踐證明，黨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這個決定的精神，不僅適用于過去、現在，也適用于將來。

藕斷絲連福建情

我從山西到福建又來到上海，“文革”中還在黑龍江、安徽轉了十年，但我的福建情絲未斷。到《解放日報》后，我又被派駐福建記者站。我走了大半個福建，采寫了東山島由白變綠、惠女水庫利萬民、音西大隊改坡地為良田、閩江漁民翻身記、重訪廈門島上的亞熱帶植物園、小學教師紀治花、農民科學家黃寶洛等報道。

福建是我的第二故鄉，那里有我的許多山西老鄉，也是我老伴林淑英出生成長的地方。

與新聞界的聯系更多一點，至今還按期寄給我《福建新聞界》和出版的有關書籍。

值得我尊敬的是：福建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王仲莘同志（我在《福建日報》時，他是副總編輯，后來我和他跟著葉飛同志在閩南搞“四清”七八個月，幾乎天天見面。他對我的為人和思想作風比較了解）寫了《吉景峰現象》一文，介紹我的新聞工作經歷，刊登在2006年第一、二期《福建新聞界》和《炎黃縱橫》上。這一下又把我和福建聯系起來。他在文中說：吉景峰“自掌握文化以來，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沒有放松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沒有丟掉勞動人民的本色，一直保持著共產黨員的先進性”。這是一位老同志對我的鼓勵，我很高興。

在《福建日報》創刊60周年之際，我寫了這篇文章作為紀念。1949年我到福建時23歲，今年83歲，整整60年，和福建藕斷絲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