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臺談判與《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1933年11月20日，以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李濟深等一部分反對蔣介石的勢力，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與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決裂，這一事件亦被稱為“福建事變”。“福建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從其“圍剿”中央蘇區的北路軍中抽調精銳部隊11個師，與江浙一帶的部隊編成“入閩軍”，由蔣鼎文率領，“討伐”十九路軍，而對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則暫取守勢。這樣，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東面、北面壓力大為減輕，出現了一個打破敵人“圍剿”的有利時機。“福建事變”的發生源于十九路軍與中共中央簽訂的《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這份協定中包含了：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政治犯；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省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在初步協定簽訂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即根據本協定的原則發表反蔣宣言，并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行動之準備等等內容。這一重要的《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則是在“王臺談判”的基礎上所形成的。

1933年1月，為發展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主權力、武裝民眾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7月1日，中央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在福建開辟新蘇區、粉碎敵人準備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的部署，決定以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十九師組成東方軍，東征入閩，彭德懷兼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兼政委。7月初，東方軍由江西入閩作戰。在連城朋口，東方軍全殲十九路軍區壽年部兩個團。8月26日東方軍占領延平的峽陽，隨后包圍了延平城。東方軍首長依據延平城三面環水、城墻厚實的實際，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打擊來自水口、沙縣的援敵。當時，延平由國民黨十九路軍駐守。東方軍“圍城打援”后，在夏道、西芹等地與敵人展開的幾次戰斗都取得了勝利，而敵人則傷亡慘重，這使得有“抗日”鐵軍聲望的十九路軍將領大為震驚。東方軍入閩作戰，十九路軍連遭慘敗，蔣介石坐山觀虎斗，不但不肯派兵來援，反而一再追究軍事責任，通令全國，斥責十九路軍“剿共”不力，遺失口令信號，泄露機密，打擊該軍威信。十九路軍面臨著不“剿共”必為蔣介石所不容，而“剿共”又將為紅軍所消滅的嚴峻局面。這一切使得十九路軍領導人蔣光鼐、總指揮蔡廷鍇等意識到繼續參與“圍剿”紅軍是沒有出路的，又兼之陳銘樞（原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蔣光鼐、蔡廷鍇的直接領導）與蔣介石積怨很深，矛盾尖銳，因而主張聯共反蔣抗日。對陳銘樞的主張，蔣光鼐、蔡廷鍇也很支持，其高勇，都愿意與紅軍和談。于是，十九路軍領導人決定在福建延平前線與東方軍領導人謀取聯系。

9月20日，蔣光鼐、蔡廷鍇聯名寫信給朱德、毛澤東，并委派陳公培（原名吳明，陳銘樞的幕僚，曾經為共產黨員，后脫黨）化裝成農民并帶隨從4人前往當時戰爭的前線，距延平西南60里的王臺。 22日，東方軍領導人彭德懷收到了陳公培送交的蔣光鼐、蔡廷鍇信件，彭德懷深感事關重大，需請示中央。次日凌晨1點，中央局回電指示三項談判條件：（一）十九路軍停止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二）釋放在福建監獄中的政治犯，保證反帝組織的自由；（三）發表反日和反蔣的政治宣言。23日上午，彭德懷、滕代遠以及受中央委派的袁國平與國民黨十九路軍代表陳公培等人舉行會談，地點設在王臺上大廟東方軍司令部隔壁的八角樓，這次會談史稱“王臺談判”。會談中，陳公培首先說明蔣光鼐、蔡廷鍇等愿意與紅軍和談，共同反蔣抗日之來意，保證十九路軍“停止進攻蘇區，釋放共產黨員，取消經濟封鎖”等，同時希望“保守條約內容的秘密”。 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亦按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向陳公培表示：“為了擴大民族革命戰爭，實踐蘇維埃中央政府之屢次《宣言》，紅軍愿與十九路軍在反蔣抗日的基礎上，訂立共同作戰協定”，并要求十九路軍“不干涉紅軍現已占領與圍困之福建地區。蔣系走狗劉和鼎、周志群全部防地，十九路軍不得侵入，增援延平之譚（啟秀）師須退至水口。”并表示，當蔣介石軍隊進擾福建時，紅軍準備實力援助十九路軍之作戰。陳公培對此表示無意見，并將談判之內容借東方軍司令部電臺，電告蔣光鼐、蔡廷鍇，電臺幾次呼叫不通。是日下午，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將談判之情況電告項英、朱德、周恩來和蘇區中央局，同時，亦擬電稿用陳公培從福州帶去的密電碼譯發蔣光鼐、蔡廷鍇，但電臺仍呼叫不通。后來改為以彭德懷名義，回信蔡廷鍇，信中對十九路軍響應共產黨《共同抗日宣言》，與紅軍合作表示歡迎，同時，也批評其以往剿共的錯誤，并告以反蔣抗日之大計，請十九路軍再派代表到瑞金同中共中央負責人直接談判。28日，彭德懷、滕代遠派人護送陳公培到延平對岸返回福州，臨行前還向陳公培交代，要他敦促蔡廷鍇再派代表赴瑞金談判。

陳公培從王臺帶回的消息使得陳銘樞十分高興，他致電蔣光鼐、蔡廷鍇希望他們再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去會見中央紅軍領導人。10月6日，陳銘樞抵達福州.蔡廷鍇也由延平回到福州。他們從“王臺談判”的情形中意識到，共產黨和紅軍對于雙方的合作是有誠意的。10月上旬，蔡廷鍇委派徐名鴻（十九路軍秘書長）和陳公培赴瑞金與中共中央繼續商談合作事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潘漢年（化名潘健行、時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與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進行具體商談，在某些問題存在爭執與分歧時，最終還是取得諒解，并于26日，簽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⑽。

瑞金的談判是在“王臺談判”的基礎上進行的，而《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則是將“王臺談判”商議的基本內容通過文字形式進行了正式規范和確認。十九路軍正是與中共中央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毅然聯合廣東李濟深的一部分軍隊，公開宣布與蔣介石破裂，于1933年11月發動“福建事變”， 11月20日下午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抗日反蔣，并愿意停止“剿共”內戰，同紅軍合作抗日。協定簽訂后，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中華蘇維埃政府派潘漢年為代表，黃火青為秘書常駐福州。

“王臺談判”和瑞金《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的簽訂，不僅促成了“福建事變”的發生，對于鞏固蘇區根據地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