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領導的福建沿海抗日武裝

1937年，繼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華南的侵略活動。10月26日，日軍占領金門，揭開了福建軍民對日抗戰的序幕。接著，日軍又不斷派遣大批軍艦和飛機，襲擊福建沿海島嶼和港口，轟炸內陸主要城鎮，戰火燒遍八閩大地。1938年5月，日軍侵占廈門。1941年和1944年，福州兩度淪于敵手。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共福建地方組織領導發動了福建的抗日游擊戰爭，并組建抗日武裝，戰斗在沿海地區對敵第一線。

一

1937年10月，金門淪陷后的第三天，中共閩粵贛邊區省委發出《為對日抗戰保衛漳廈宣言》，提出普遍武裝群眾，以抵抗日本的進攻，并決定先派駐平和縣蘆溪的閩西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第二營，開赴閩南前線，配合駐軍守土抗戰。后因福建國民黨當局阻止，抗日義勇軍開赴前線抗戰的愿望未能實現。1938年5月廈門失守后，省會內遷永安，福建國民黨當局轉為消極抗戰，對沿海市鎮不加設防，甚至不戰而逃，沿海形勢更加緊張。是年8月，中共閩西南潮梅特委召開擴大會議，分析了日軍將有由廈門進一步侵占閩南和粵東一帶的企圖，提出必須迅速建立閩南和潮汕的抗日陣地，組織武裝，以反擊日軍的侵襲，并把特委領導機關遷到廣東大埔。在特委的領導下，潮汕迅速建立了一支百多人的抗日游擊隊和500人左右的群眾武裝。從1938年下半年到福州第一次淪陷之前，福建各地黨組織就著手建立與發展抗日游擊武裝，特別在沿海一帶。10月，中共閩中黨組織在長樂縣南陽山舉辦軍事、政治干部培訓班，培訓抗日武裝骨干，分赴各地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并在馬鼻成立了一支“閩海抗日游擊隊”，活動于長龍山一帶，后又在南日島和長樂建立了游擊隊。此外，中共泉州組織也在晉南邊界成立抗日游擊指揮部，以南安縣深坑為根據地。

金門、廈門淪陷后，福建沿海隨時可能被日軍侵占，泉州、福州等地成為福建沿海抗日的前沿。為爭取抗日的合法地位，1938年夏，泉州中心縣委利用當時國民黨當局為備戰在沿海組建抗日自衛團隊的有利時機，以“泉州抗敵后援會”的名義，邀請晉江、南安兩縣交界的24個鄉的28個聯保主任到南安縣深坑后林墟舉行聯席會議，同時應邀的還有愛國民主人士數10人。會議達成共識，各聯保應迅速組織民眾成立自衛武裝抗日，“晉南聯鄉抗日自衛隊”由此成立。自衛隊由民主人士蔣坤燦為司令，實為泉州中心縣委掌握的武裝。“晉南聯鄉抗日自衛隊”一度迅速發展到2000余人（其中常備團有800多人槍）。1938年8月，福州誤傳日軍已在福清高山等地登陸。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和中共福州工委通過閩侯縣長的統戰關系，借此控制掌握了閩侯縣第三區國民兵團的武裝，并秘密組建了擁有30多人槍的下洋抗日游擊隊，還培訓了一批抗日骨干。為了加強長樂等地沿海抗日武裝工作，由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曾鏡冰單線領導的秘密共產黨員劉潤世，利用擔任長樂縣國民兵團副團長、縣抗敵后援分會副會長的職便，定期輪訓鄉自衛隊、保安隊副職以上干部及18至45歲壯丁，前后訓練了8個中隊、千人以上。1940年6月，中共莆田縣委派張伯庭到莆田忠門發動群眾，在東坑、月塘周圍30多個村莊組織了一支200多人的抗日武裝，在忠門村設立了“抗日辦事處”。這些抗日游擊隊的隊員多為當地貧苦的農民、漁民和船工，他們憎恨日軍的暴虐，痛心國土淪喪，抗敵士氣旺盛，不怕犧牲。平潭島光復后，在福州求學的中共黨員曾煥乾返回家鄉，組織了一支由青年學生參加的抗日武裝“平潭抗日游擊隊”。這些武裝大多擁有“合法”名義，且以過去的老蘇區或老游擊區為依托建立抗日基地，由地方黨組織直接領導，有廣泛、堅實的群眾基礎，這就為福建沿海抗日游擊戰爭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值得一提的是，黨組織采用“白皮紅心”的策略，派遣黨員去當聯保主任、保甲長，并通過他們以及舊關系去團結其他聯保主任和保甲長。隨著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在共產黨組織周圍吸引、聚集了一大批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這也為后來壯大抗日武裝創造了有利條件。

上述抗日武裝的組建，為福建沿海抗日斗爭積蓄了武裝力量，為福州淪陷后的沿海武裝抗日游擊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

連江、長樂、福清和福州等地淪陷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福建抗日游擊戰爭更加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1941年4月22日，即福州第一次淪陷的第二天，閩北的中共福建省委從新華社電訊中獲悉福州等地淪陷的消息，立即發出《準備和實行抗日游擊戰爭》的指示，作出在長樂、福清、閩侯、平潭各地組織抗日游擊隊的部署。5月，省委發出《關于抗日游擊戰第一次指示》，提出大刀闊斧地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之后，省委派黃國璋以省委軍事特派員的身份趕回閩中，召開閩南特委主要干部緊急會議，決定長樂、福清、平潭、連江等縣淪陷區的黨組織要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武裝。到1941年7月中旬，共組建了7支黨領導的沿海抗日游擊武裝，分別是：劉潤世為總隊長的“國民黨長樂縣游擊總隊”；由福清中心縣委委員陳亨源領導的“長樂抗日游擊隊”；連江臨時縣委書記陳凱斌為隊長的“下洋抗日游擊隊”（后改稱“閩海人民抗日游擊隊”)；省委候補委員陳金來為中隊長的“福(清)平(潭)沿海游擊隊第八中隊”；林白領導的“閩侯南嶼游擊隊”；以周裕藩、林慕增為首的平潭縣“大富民眾自衛團”(后改稱“沿海突擊隊”)；何胥陶為大隊長的“福清江德抗日游擊大隊”等，總兵力1600多人。

其中，長樂抗日游擊總隊的活動最為活躍。長樂淪陷后，共產黨員劉潤世被國民黨當局任命為“長樂國民兵團游擊總隊”總隊長（不久為長樂縣縣長），掌管全縣武裝大權。“長樂國民兵團游擊總隊”對外行文按省保安縱隊司令部的規定，用“長樂國民兵團游擊總隊”名義，以取得抗日合法地位；對內則使用“長樂抗日游擊總隊”（還包括了福清、閩侯、莆田等地的抗日游擊隊），由黨組織統一領導。該武裝常備兵力達到800多人，加上各鄉后備隊有1000多人，成為福建抗戰時期黨領導的最大一支抗日隊伍。1941年8月，長樂抗日游擊總隊取得“瑯尾港大捷”，殲滅日軍馬（尾）營（前）地區守備司令官田中島中佐、分隊長村野以下官兵42人，游擊隊則無一傷亡。這是福建沿海淪陷區抗日游擊戰中戰果最輝煌的一仗，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鼓舞了福建軍民的抗日斗志和必勝信心。長樂抗日游擊總隊由此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中共華中局的嘉獎。國民黨當局認為參戰的是“長樂國民兵團游擊總隊”，也向他們頒發了獎章，同時嘉獎了劉潤世。

1943年底省委機關遷到閩中，就近指導沿海抗日，同時打通了與各地區聯系的路線，開創出新的抗日局面。

在日軍第二次侵犯福建前，省委根據當時急速發展的形勢，預計到日軍“也有侵占福建的可能”（《中共福建省委關于準備抗日游擊戰爭政策指示》1944年9月20日）。1944年9月，省委發出了《關于準備抗日游擊戰爭政策指示》，強調必須首先著重于籌集經費和武器，組織抗日游擊隊。10月福州第二次淪陷之后，省委發出《關于抗日游擊戰爭第二次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抓住時機，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放手發展人民抗日力量，堅決打擊漢奸。省委還對如何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問題進行了具體部署，決定以省委自衛武裝主力部隊到閩侯南嶼進行“閃電式”公開抗日，擴大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影響，并打出“福建人民抗日游擊隊閩中司令部”的旗號，司令員兼政委黃國璋，副司令員陳亨源，參謀長劉潤世，政治部主任林汝楠。在省委的領導下，沿海淪陷區的抗日游擊戰爭再掀高潮。黨領導的沿海抗日游擊戰爭的蓬勃發展，不但振奮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同時也激勵了國民黨官兵的愛國熱情，推動了國民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1945年5月，日軍在福建沿海軍民的不斷打擊下，開始由福建向浙江沿海撤退。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配合當地駐軍全面出擊，收復失地，驅敵下海，懲治漢奸。5月18日，日軍撤出閩中閩東沿海各縣。

1941年4月間，中共福長平中心縣委領導下的連江臨時縣委，根據福建省委的指示精神組建抗日武裝“下洋游擊隊”（后改名“閩海人民抗日游擊隊”），不斷襲擊日軍和漢奸，名聲日盛。游擊隊的發展不但引起日偽軍的仇視，也遭到國民黨頑固派的嫉恨，國民黨連江縣長遂假借商談抗日扣留并殺害了游擊隊領導人梁仁欽。地處莆田、仙游、惠安的閩中黨組織利用偽“和平救國軍”宗族觀念深和急于擴大武裝的有利時機，從1940年底至1944年冬，先后派出黨組織領導人和游擊武裝骨干打入偽軍內部，秘密建立了閩中海上游擊隊。在國民黨頑固派的授意下，1945年偽軍“易幟反正”時，閩中海上游擊隊大部分戰士被槍殺，未遇難的一批戰士在地下黨支部的組織下化裝逃出虎口。

盡管處境如此險惡，中共福建省委及所屬黨組織仍從抗戰全局出發，維護民族利益，在沿海組織抗日武裝，領導沿海淪陷區人民進行游擊抗日，成為福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沿海地區淪陷期間，中共福建地方組織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直接與日偽軍作戰數十次，并多次配合國民黨守軍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打亂了日軍在華南的軍事部署，消耗和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有關資料顯示，僅1941年，日軍就在福建投入12萬人，占當年侵華日軍總數的18％。福建各級黨組織領導的抗日武裝，不僅為保衛閩海、保衛福建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為全國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本文作者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福建福州350003)